在冲个凉后，蒋纬国忍住根本就没有停止过的激动心情，回到自己房间里开始计算收获。
此时是九月初，蒋纬国（夏华）来到这个时空已经五十多天了，五十多天来：
他从舅舅宋子文那里弄来1万美元；
他从姨父孔祥熙那里弄来1万美元；
他从陈嘉庚老先生那里弄来5万美元；
借助两广事变，他从他的蒋老爸那里弄来6万美元；
他从司徒公那里弄来5万美元；
他从欧洲华侨的三位领袖那里弄来3万美元；
他从犹太人那里弄来300万美元；
他从希特勒那里弄来的好处最丰厚，光是资金就有500万美元现金和5000万美元贷款，后续还有5亿美元贷款。
综合计算，蒋纬国在钱财方面已经累计弄到了821万美元的现金和5000万美元的贷款，同时也支出了一部分：
赞助中国体育代表团花了3万美元（去时给了2万，回时给了1万），
创建金三角毒品基地花了100万美元，
聘请亚历山大弗莱明花了3万美元（后续科研资金都是德国出），
跟高尔文公司展开合作花了3万美元（后续合作资金都是德国出），
赠送蒋英1万美元，
留给戴安国的活动经费10万美元，合计120万美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花销。
当然了，这120万美元在此时蒋纬国眼里只是“小钱”，他现在已经是财大气粗。扣掉花销，蒋纬国眼下足足有700万美元现金可以“挥霍”（德国已经给中国的5000万美元贷款在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蒋介石，其实完全由蒋纬国支配），他可以正式地展开他的奋斗了。不仅如此，蒋纬国已经成功地开辟出了好几条金钱滚滚的财路、财源：
第一、青霉素、步话机被发明后带来的利润；
第二、金三角毒品基地的黑色收入；
第三、海外华侨（东南亚、北美、欧洲）的捐助；
第四、希特勒这个“大靠山”的援助；
第五、犹太人在以后给的救命钱；
有了这五大财路，蒋纬国自然如虎添翼，毕竟，没钱什么都干不了，有钱才能大展宏图。
“妈的！老子终于有钱了！”蒋纬国躺在床上，几乎热泪盈眶，“无论什么年头，有了钱，心里才踏实啊！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并且金钱也是最接近万能的。这话说得真是太特么的对了！”
次日上午，蒋纬国拿着蒋介石给的“尚方大宝剑”前往中央研究院。
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它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地位等同于后世新中国的“中科院”（中国科学院）。蒋纬国在赶到中研院后找到了中研院总干事、中研院第二号负责人朱家骅。此时的中研院院长是著名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先生，他也是中研院的第一任院长，而朱家骅会在四年后的1940年接替蔡元培，成为第二任院长，并且会连续任职十七年。
这位朱家骅可不是普通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科学家、政治家，在教育、科学、政治等多个领域里都极有造诣和贡献，此公聪智过人、精力旺盛，担任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当过中山大学的校长，当过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以后还当上浙江省省长、中研院院长、中统党务秘书长等要职，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发展事业的先驱，并且他还是此时中德合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可以说是一位“全方位多功能的大人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中华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就是后世的南京大学，民国时期南京大学的地位等同于后世新中国时期的北京大学，都是“天子脚下的第一学府”。此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是此时中国高等学府里规模最大、系科设置最齐全的，以后会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并称为“民国四大名校”。
见到朱家骅后，蒋纬国先是很客气地向对方行礼问好，然后暴发户一般直接甩出了一张二十万美元的支票：“骝公，这是我和我父亲以个人名义支持中研院的一点心意，还请笑纳。正所谓‘科教兴国’，科学和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万不能疏忽懈怠，中研院的资金短缺问题，我和我父亲会竭尽全力帮助解决的。至于如何把中研院建设得越来越兴旺，就要多多拜托骝公您和鹤公了。”（朱家骅字骝先，人称“骝公”；蔡元培字“鹤卿”，人称“鹤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