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军的情况更加匪夷所思，庆历三年（1043），高邮军知军叫晁仲约。这一年，让仁宗皇帝寝食难安的叛乱特别多，在高邮军也发生了一起。有一伙儿叛军，也许只能称之为匪，打到了高邮军。虽然只是匪，高邮军知军也是束手无策的。原因是没有可用之兵！大宋的首都开封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不得不以兵为险，禁军的兵力划分大致是，首都开封占二分之一，其余各地方总和占二分之一。从保元元年就开始宋夏战争，不断向西北发兵，地方几乎没有禁军可用。厢军这样的地方部队可以修路、架桥、防洪、抢险，论打仗人是拉不开弓的。民兵被称为弓手，当然更是拉不开弓的弓手。高邮军的知军晁仲约听说叛匪来了，马上召集所有军事力量，准备战前动员振奋人心，消灭来犯之敌。结果一看集合的队伍，这不仅要全军覆没，还得搭上高邮的百姓受一遍欺凌。此时的高邮被称为高邮军真是莫大的讽刺。晁仲约打算换一个思路：他把这些所谓的军事力量遣散了，把乡绅富户聚集了起来，弄了一桌好酒好肉，把叛匪请进来，好好的招待了一通。叛匪也是想吃饱肚子不饿死，吃好喝好后愉快的走了。高邮军就这样躲过了一场浩劫，设想那帮饥肠辘辘的悍匪，为了吃饱肚子杀红了眼，不知高邮人民会受什么罪。高邮军的人民一定很感谢他们知军的“妙计”。
按察使可不这么认为。高邮军知军叛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奏给了范仲淹等人。
“岂有此理，地方长官和叛匪一醉方休，成何体统，放到哪朝的法律能这么做！”枢密副使富弼、谏官欧阳修主张严办，整肃风纪，被范仲淹按住了。
富弼、欧阳修说：“有法不依，你范仲淹都带头不依法办事，你的新法谁会去遵照执行呢？”
可事情真是这么理解的吗？地方政府维持一方稳定，中央保障他的资源在哪里？在千里外的开封？还是在几千里外的延州？这是谁的责任？但范仲淹不是这样说的。
面对二人的愤怒，范仲淹还是在私底下跟富弼、欧阳修说了交心话：“我们改革就是倡导恢复祖宗之法，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咱们怎能破坏呢？如果哪天陛下杀人杀得手滑了，朝堂之上就没有人把我们送到这把屠刀下吗？”范仲淹的内心清醒的认识到仁宗皇帝对改革是没有决心的。范仲淹也更想维持一种司法文明，可杀可不杀就不杀。
京兆府和高邮军事件体现的是“庆历新政”面临的另外一个深刻矛盾，按察使的监察效果究竟怎样。是大宋朝地方官员碌碌无为，还是大宋朝的问题已积重难返？这些地方官员在面对实际情况的时候，不得不做出荒唐的选择，而这些荒唐的行为又显得更加实事求是。片面的去考察地方官员的道德水平和政绩，而不去考察地方的实际条件，这样派下去的按察使会有实际效果吗？如果说按察使一点作用不起也不是事实。自从有了按察使那些条件好的地方官员就不能大吃大喝了，不能随便进出娱乐场所了。高档餐饮的身段也有所降低，寻常百姓也有机会光顾了。那些官吏吃拿卡要也有所节制了。
按察制度有一定作用，但监察御史包拯还是发声了。包拯不是替王拱辰为御史台出气，而确实是按察使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有限，而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包拯这年四十四岁，自二十八岁中进士，他就没有任过什么官，一直在家赡养父母，直到双亲去世守丧期满，景佑四年（1037），三十八岁的包拯才开始任职。此举在当时是时代楷模。包拯还曾任过端州知州，端州的端砚是端州的骄傲，人民的苦难。原因是历任端州知州都超贡数几十倍的数量生产端砚，借朝贡之机贿赂当朝权贵。而包拯在任期间端砚生产仅仅满足贡数，一方也不多生产，包拯自己一方也没有拿。
包拯奏道，按察使到了地方巡视，给地方工作带去了沉重的负担，需要清查各种工作留痕，对历史旧账做毫无意义的评估。他们为了体现巡视政绩过分苛责小过失，相互攀比看谁查的问题多，地方官员自觉不安。这种制度也极容易造成次生**。
包拯说的不无道理。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庆历新政”最消极的一面，就在于积极一面的效果太不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