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本，生卒不详，字志道，号伊蒿子，别号蒿庵。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城北（今江苏省江阴市澄江街道）人，明代官员，著名的法律专家。
严本自幼丧母，八岁时便离开父亲，到姑姑家从师求学。少年严本天资聪颖、博览读书、博闻强记，乡邻为之侧目，赞曰“少通群籍”。后来，严父年事渐高，严本回到江阴，种田奉养父亲。劳作之余，严本仍不忘读书，尤其醉心于法律学。他不仅熟读明朝历代的律令条文，而且还能说出其间的得失。他与一些德高望重的乡贤结为忘年交，常常一起探讨学问，并将自己的居室命为“君子斋”。由于严本聪慧过人，又肯吃苦，学问很快便大有长进。当时傅霖所著的《刑统赋》流传甚广，严本认为该书“辞约义博”且“注者非一”，增加了研习的困难。于是，他运用自己所学、发奋写作，编著了《刑统辑义》，共成四卷，一时间洛阳纸贵，广为传诵。
明朝初期，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主张重典治国，强调法律的治理作用，朝廷四处招募知法明律的贤士。凭借深厚的法学造诣，永乐十一年(1413年)，严本经人推荐，获得荐征资格。朝廷“试以疑律”，严本皆能广征博引，发微求证、条分缕析，将各种疑难法律条文“敷析明畅”。顺利通过考试后，严本被朝廷特授“刑部主事”，开始执法断案。当时的刑部侍郎张本非常欣赏严本的才华，遇疑难案件，多交由严本审理。
到明仁宗即位时，由于其出色的表现，严本得到了刑部尚书金纯、大理寺卿虞谦的大力举荐，升迁为大理寺正，负责复审评议刑部、都察院等所推问狱讼的公平与否。此后严本更加悉心任事，办案中恪守“案无积压”的准则，各地送承案件他都“再四参核”、“力求其平”，直至年老归乡。
严本为官刚正不阿，秉公办案，不惧权贵。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严本留在南都，负责复审各地区的奏劾和疑狱大案。当时莒县的屯卒霸占当地百姓的田地，百姓向官府控告，屯卒被施以笞刑。屯卒心怀怨恨，伺机报复，趁夜间潜入百姓家中，盗走他们的毛驴，被百姓发现，便向官府检举，未料到屯卒反诬告将百姓擒拿送交千户，千户将百姓关押致死。事发后，办案官员处于私心仅将千户判处“徒刑”。案件呈报大理寺审核，严本认为对千户处理畸轻，不合法度，义正辞严地指出“千户生，则死者冤矣”，于是力排众议，“正其故堪罪”。判决一出，正直官吏、忠贞之士无不为其“耿介不阿，犯颜据正”无私无畏的精神所叹服。
严本慎刑爱民，深得百姓爱戴。他坚持用法平恕，反对任意出入人罪。当时重刑思想盛行，严本的上司虞谦审理案件时，多以“知情故纵”及“大不敬”论罪。严本以为不妥，他据理力争，指出这种断案依据的不合理性，严本的说法说服了大理寺的其他官员，他们一起将大量案子重新审讯，使得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当时，良乡有个平民马匹失窃，他疑心是邻居偷的，就报告了县丞。县丞为快速破案将邻居拷打致死，后查证，马匹并非乡民邻居所盗。县丞以徒刑论罪，判处乡民绞刑。上级部门审理此讯人致死案时，认为县丞犯有执法不按法律罪被判处徒刑，而上告的平民被判处绞刑。案件送交严本复核，他认为：“丞罪当”，然而“告者因疑而诉”是人之常情，本非恶意，罪不当死，于是下令免除了乡民的罪罚。严本不仅能恪守律文，量刑公正，而且还明察秋毫，敢于怀疑已经定案的案例，在更高层次上维护了法律的公正。
严本一生清白自持，廉洁不污。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铁腕治吏，甚至采用剥皮食草这种极端残酷的手段震慑官员，但却收效甚微，官员贪污横行，前腐后继。在这种环境下严本节操自守，持身严谨，不谋私利，可谓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典范。一次，朝廷派严本到皖南督办案件，当地的郡守听说严本年少时爱饮酒，打算先以“酒肴致馈”，等到时机成熟再赠送更为贵重的礼物。郡守本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酒肴也被严本拒绝。郡守感叹到：“吾守此郡，见贵人多矣，清白自持，唯严公一人焉”。
严本能够恪守清廉之风，在当时的官场中卓尔不群，与他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密不可分，譬如严本原来喜欢喝酒，往往喝起酒来不顾一切，听了朋友的劝告，他便决心改正。严本从不喝酒开始，逐步做到淫荡的乐声不听，靡丽的图画不看，有歌妓则坚决回避，出席宴请只略微应酬，从不大吃大喝。
严本年老回乡后，仍住在江阴城北老宅内。一天，严本为官时的好友、江南巡抚周忱路过江阴，夜间到访严家。好友相逢，交谈甚欢，不知不觉已到深夜。临别，周忱已是饥肠辘辘，严本命家人取两只熟鸡蛋送给周忱充饥，周忱知道严本素来清廉，遂“笑纳欢食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