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体纯的精心布局下，陕甘，河南，江南等地的粮食价格快速攀升，很快超过了五两一石，有些地方在获得了军情司支援的义军光顾之后，粮价甚至突破了十两一石。
与此同时，粮食价格的迅速攀升和清廷的横征暴敛，使得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流民队伍，义军愈演愈烈，四处出击，裹挟百姓劫掠清军在各地的仓库。
山东，山西，河南西部，南部，南直隶西部，各省山区很快就被义军占领，山东因为地理位置和运河之便利，更是成了重灾区，北方义军，十之二三汇聚于鲁。
这个时候，清廷下发的军饷根本不够士兵糊口，特别是为了对抗义军，各地急剧膨胀的绿营守兵，他们一月不过一两银子，收入微薄，虽然也发一些粮，但此时因为粮价过高，已经拖欠，各地怨声载道。甚至还有地方因此爆发了绿营反正，然后和义军合流的现象。
而随着北方腹地愈演愈烈的民变和兵乱，运河漕运受到了极大的威胁，顺治皇帝不得不再度将正在北京训练的八旗兵派出，甚至还下旨让岳乐调遣数千八旗军精锐北上助战。
孙可望打“粮食战”，就是为了削弱清军控制区的经济，破坏对方军队的信心，以达到减少大军伤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二百万两白银看起来很多，但要是从零开始建立一支精锐野战军队，甚至不说打仗，只是装备，训练和维护，也不过是五六个殿前军混编营，两三万兵马一年的综合费用罢了。
当然，这是把所有的开支折银的算法，孙可望的大军是在钱粮共用，营庄分地，又有自己的工坊的基础上建立的，单纯军饷的耗费并没有那么多，更何况军饷大部分都只是钱折子上的数目而已。
要不然，占领了那么多地方，孙可望何以只敢扩军到三十多万？其中还有七八万是卫戍军，招募的新兵也不过十万上下。
其中真正按照精锐强军培养的，其实只有殿前军的八万大军和李定国的嫡系部队而已。冯双礼，马进忠，李来亨和刘文秀的兵马装备，补给都是要差许多，所费军饷更没有那么多。
而“粮食战'一旦奏效，就不止是少死一两万兵马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其中的武器装备损耗，伤亡抚恤所需等等，都将大大减少。更不用说大部分粮食并没有浪费，其实也算不得亏，还能多出一两万有过大战经验的强军。
不过，如此一番折腾，北方各地的百姓也将会因为粮荒兵乱，付出数十万的生命，甚至是更多。但若不这样，孙可望便难以以最小代价击溃江南清军，然后问鼎天下，迫使李定国，郑成功等人放弃武力相抗的机会。
换言之，孙可望在将来和当前中，选择了牺牲北方的几十万百姓，他要最大可能在接下来的军事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实力，作为夺取天下的资本，进而将可能爆发的内战控制在最小规模，甚至掐灭在一开始。
他那晚和陈少川说不想同室操戈，其实也并非只是为了让对方去干他不好自己动手的事情，也真的是内心的真情吐露。
杀郑成功和郑军，孙可望或许还不含糊，但是杀李定国麾下的七八万大西军，他就真的有点下不去手了。不过，这也只停留在能不杀是最好的，若要杀也必然会动手的程度。
这是争夺天下，容不得妇人之仁，而且孙可望怎么知道李定国不会下毒手？
到了九月份，孙可望从长沙启程，在最新选拔的亲卫军护送下由醴陵-南昌一线重返江西。他的亲卫军经历过几次大战，损失惨重，如今除了几个骨干，全都是各部兵马中的新人。
为了提升自己对大军的控制，每一次调整，孙可望都会将自己手下的亲卫下放到殿前军各部，担任军官或者军法队。然后又从各部挑选精锐，补充到亲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