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离其君臣之计”与秦人“卒兼天下”
关东六国“间秦”行为达到了部分预期目的，但也促使秦人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并逐渐认识到“用间”在统一进程中的战略重要性。面对六国“相聚约从”的强大实力，从《史记·李斯列传》中可以看到秦人不仅限于军事征服的“天下一统”“急就”构想: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2]2540—2541
所谓“阴遣谋士”体现了“用间”的隐秘性，“厚遗结之”与“利剑刺之”反映了“用间”方式因具体对象和面临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阴谋和暴力竟然也成为竞胜的重要手段之一。《资治通鉴》在引述这段记载之后又总结道:“数年之中，卒兼天下。”[4]218对于秦统一的军事成功，梁启超也写道:“其将王翦王贲蒙骜蒙武蒙恬，皆一时之杰也。行此策十余年，六国尽灭。”[6]45肯定“行此策”与“六国尽灭”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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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用间”不惜耗费巨资，往往能够以此奠定胜利于战场之外。由于秦“间言”的成功，赵王不顾重臣反对，执意派缺乏实战经验的赵括取代廉颇为将，导致后来长平之战的惨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对此记载较为详细:
七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不听，遂将之。[2]2446
不仅如此，赵国最后的名将李牧也因秦国间谍散布流言而被杀，赵旋即为秦所灭:“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2]2451《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记载秦以“间金”贿赂齐国重臣之事:“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2]1902《战国策·秦策四》亦载秦王派遣顿弱携重金从事间谍活动:“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毕从，顿子说也。”类似的例子还有信陵君“窃符救赵”后，因秦国间谍散布谣言而被魏王罢黜之事:
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厘王亦薨。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2]2384
所谓“多予金”“资万金”“行金万斤”等语，体现出间谍活动的具体资金耗费，而这也是离间活动得以顺利实行并获得成功的重要经济基础。从上述史实不难发现，“离其君臣之计”的顺利实施确实为秦以军事方式促成“天下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幕幕看似波澜不惊、鲜见血雨腥风的较量中，不应忽视“秦间”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秦人以“用间”这一特殊方式取得的巨大成功，受到时人及后世的肯定。但也可以看到，许多人对此有所批评和贬抑。郭嵩焘的意见堪称典型:
案《田完世家》:“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李牧传》:“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皆李斯相秦时事也。然《赵奢传》云:“赵王信秦之间言。”则犹在昭襄王之世。《信陵君传》:“魏安厘王三十年，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河外。秦王乃行万金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则犹在庄襄王之世。《范雎传》云:“昭王用范雎谋，纵反间，买赵。”盖秦君臣专务以诈欺诸侯，尤善以反间离其君臣，其由来久矣。
所谓“秦君臣专务以诈欺诸侯”的论断，或许不免受到后世儒学正统学者“过秦”观念的影响，甚至隐约透露出某种“后见之明”的道德优越感。但郭嵩焘敏锐地注意到秦人“尤善以反间离其君臣”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其由来久矣”，却是值得重视的历史认识。[7]214—215
三、“上智为间”与“不战而屈人之兵”
如果追溯早期间谍史，可以看到“用间”的主要意图是收集情报和伺机破坏。情报与信息并不完全等同，广义的情报基本上可以定义为经过处理的信息。[8]3收集情报的侦察间谍可能起源很早，无论是出于侦察兽群动向的狩猎需要(3)，还是为了原始部落之间的生存战争，都依赖于情报的准确获取。
清人朱逢甲《间书》概述中国历史上的“用间”活动，认为“用间始于夏之少康，使女艾间浇”[5]1。先秦时已出现专门的间谍机构与职官。《周礼·秋官》:“士师之职，……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郑玄注:“汋读如酌”，因上古“邦”即“国”，故“国汋者，斟酌盗取国家密事”。而郑玄又注“邦谍”云:“为异国反间。”孙诒让释曰:“为异国反间者，谓以邦谍之密谋输入异国。”可见“邦汋”与“邦谍”在具体分工上又有侦察情报和反间破坏的不同侧重。《六韬》也提到军中“用间”之职:“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9]73所谓“耳目”“羽翼”“游士”等名称，体现出间谍活动独有的隐秘性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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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智”与“谋臣”是先秦时“为间”人选的主要来源。《孙子·用间篇》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门论述“用间”理论的兵家着作，也是世界间谍史上最早的专门文献，对古今中外的间谍思想及其实践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孙子·用间篇》云:“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10]301《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其狱中上书云:“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2]2561所谓“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等应是间谍活动的具体内容，而“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等语则反映出间谍活动的巨大成效。《孙子·用间篇》这样总结“用间”原则及其重要性:“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可细分为“五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其中尤以“反间”最为关键:“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10]290—300“反间”指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有将计就计的意味，但尚未上升到主动防御的高度，可视为早期反间谍的一种手段。但史籍中对于“反间”概念的界定不如《孙子》的界定明晰，往往将用间都说成反间，专指用计使敌人内部产生矛盾与分化。在尚无专门间谍训练的古代，如何选拔和招募间谍是一大难题。《孙子》未言其详，后世注家则多有发挥。例如，生间“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壮、矫捷劲勇、闲于鄙事、能忍饥寒垢耻者为之”，还应“有贤材智谋，能自开通于敌之亲贵，察其动静，知其事计，彼所为己知其实”[10]296。复杂多样的“用间”任务，客观上要求执行者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