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中原巨大的版图与南方数以千万平方公里的草原，中原产马丰富，受制于此前低下的农业产能，成本高企，各国养马均有顾及，养马除了做工具，更做肉类的来源。
咸国农业革新二十年，改变了既有农业格局，使之中原粮产平均提高了五成至一倍以上，咸国亩产更增加了两点五倍，大量养马成为可能。权贵不在顾及养马的高额成本，而大量私养马匹。
当奢侈品成为白菜价时，市场规则和现行的法律无法加以约束，马税的开征无疑重新规范了新生事物的发展，订立新的标准，并在君主意志下，让政策成为导向性工具，用以削弱想要削弱的阶层。
翌日，开征马税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明理或是不明理的势力怂恿外朝的利益代言人纷纷进言抵制马税。
由于百里燕控制了司农、治粟内史与税金司三部，赵逊、卢皋掌舵司马府，两股势力占了外朝三分之二强，若非轩亭、卤侯亲自出面，内阁通过的决意外朝通常很难推翻。
而马税一事对三侯冲击甚少，百里燕自己并不豢养大量骑兵，轩亭、卤侯虽有私兵，骑兵却不多，三侯更多是购买货船与驮马运货，影响并不大，而马税不仅对划分品级、数量征税，更划分封爵征税。爵位越高特权越大，所能养的马匹越多，等级越高。
当然，凡是无绝对，要说最大的“受害者”其实还不是庆忝君之流，而是广信公府的骑兵。广信裁军后仍保有四千人规模的骑兵，即便是公爵位，百里燕再如何的徇私枉法，也保不住一千人，于是某些人便以为拿到了他的把柄大肆攻讦。
不过根据咸王的精神要求，既要管束也要鼓励，因此只要有钱缴税，配额之外的马你尽管养，尽管养好马。
由于马税本身具有严重的削权倾向，因此这条既是法外开恩的大实话，也是大空话。
首先，早年间重新修订的税法为鼓励建功立业和封爵的忠诚，同时维护所有贵族的特权避开改革阻力，贵族有商业特权，其封爵越高，税率相对越低。
公卿需缴的税赋比例本就不高，其次是侯爵，之后封君、上卿，最后是大夫一栏，总体而言封君缴税仍比侯爵高得多。广信无论如何减少养马，仍比封君多得多。
最后，新税法其实挺坑人的，百里燕为保证公平与打击权贵，平民实行正常税率，无论赚多少，税率没特殊情况是基本不浮动的，商贾和私人小微作坊实行小额、中额固定税率和大额调控税率，当交易规模达到一个等级和上线，实行特定的税率，而权贵实行阶梯税和年终进贡，甚至浮动税率。
权贵赚得越多，阶梯缴税其实也越多，年底还得扣上一笔进贡费，一年下来也剥你一层皮。更要命的还税法具有明显的倾向性，爵位等级越高，阶梯税的税率越低。
原因很简单，咸国只有一公三侯，与几个上卿，其他都是封君与士大夫，而士大夫资产规模本就不大，所以阶梯税是为封君阶层量身定做。他百里燕总不能作法自毙把自己框死了吧，更何况他才是国库贡献的大头，教育、工业、科研都吊在他的钱袋上，总得有地方出。
纵然广信不免裁撤骑兵，但最后吃亏的还是封君。
王眷事变三日后，在咸王一再催促下，焦木华亲自押解符凌君返回陔陵面君。
此时凸显出当下封建官僚体系的严重弊端，中国古代审理权贵大案，汉有廷尉，唐有大理寺，清朝有宗人府，当下负责刑事案件的最高部门有司典府和内府，司典府平素负责全国司法和刑案，内府只负责宗亲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