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日光灯坏了一根。
剩下那根在铁桌上方三米的位置悬着，发出断断续续的嗡鸣，像一只困在玻璃管里的飞虫，翅膀不停地撞，撞不出声，撞不出路，只能把整间屋子的光影搅得忽明忽暗。光线每闪一次，铁桌上那道被手铐磨出来的旧划痕就亮一下，然后暗下去，再亮，再暗，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陆峥推门进来的时候，陈默已经在铁椅子上坐了四十分钟。
不是审讯椅，就是一把普通的铁椅子，四条腿焊死在地面上，椅面冰凉，靠背笔直，坐久了尾椎骨会发麻。陈默坐在上面，脊背没有靠椅背——不是不能靠，是不屑靠。他的双手被铐在身前，手铐的链子穿过铁桌上的固定环，链子长度刚好够他把手放在桌面上，但不够他做任何大幅度的动作。他风衣被没收了，只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衬衫，领口松了两颗扣子，袖子卷到小臂中段，露出一截被枪带磨出老茧的手腕。
听到脚步声他没有抬头。他听脚步声就能认出是谁——做警察的时候，陆峥的脚步声是警靴后跟先着地，走快了带风；做记者的时候改成了前掌先落地，轻了，慢了，但骨子里那个节奏没变。
三年同窗，十年对手。有些东西刻得太深，闭着眼都能认出来。
陆峥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没有打开。他拉开陈默对面的椅子坐下，动作不快，椅腿在水泥地面上刮出一声短促的摩擦音，然后归于安静。两个人隔着一米二的铁桌面对面坐着，头顶的日光灯嗡鸣作响，墙角摄像头的红灯一明一灭，除此之外，审讯室里没有任何多余的声音。
陆峥先开口。
“姓名。”
陈默终于抬起头。他的眼睛在日光灯的闪烁下显得格外深，瞳孔边缘有一圈很细的血丝，但不仔细看发现不了。他看着陆峥，嘴角浮起一个极淡的弧度——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复杂的东西，像是在说“你跟我来这套”。
“你明明知道我是谁。”陈默说。声音很平，带着一丝沙哑，但不虚弱。
“程序。”陆峥的语气没有变化，翻开文件夹，拿起笔，笔尖悬在表格上方两公分的位置，“姓名。”
陈默看了他两秒，然后把后背靠在了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手铐链子在铁桌上拖出一声轻微的响。
“陈默。”
“年龄。”
“三十二。”
“职务。”
陈默沉默了一会儿。这个问题比前两个复杂——他的合法职务是江城刑侦支队副队长，但他坐在这个房间里不是因为这个职务。他的嘴巴微微张开又合上，舌尖舔了一下干裂的下唇，然后他说：“你不是来问这些的。”
陆峥把笔放下了。
文件夹合上。
两个人隔着铁桌对视。日光灯又闪了一下，那一瞬间的黑暗里，他们谁都没有眨眼。灯重新亮起来的时候，陈默发现陆峥的坐姿变了——不再是审讯者那种微微前倾的压迫姿态，而是往后靠了靠，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前，肩膀放松，像是两个老熟人坐在茶馆里聊天。
“行。”陆峥的语气忽然变了，变得和刚才不一样了。刚才那个语调是公事公办的，不带任何个人色彩；现在这个语调里多了一丝陈默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亲近，不是敌意，更像是一个走了很远的路、终于走到终点的人，对着同样走了很远、但走的是另一条路的人，发出的那一口说不清是疲惫还是释然的叹息。
“那咱们聊聊陈年旧事。你爸的事。”
陈默的手指动了一下。
就是动了一下——右手食指的指尖在左手手铐的金属面上轻轻敲了一下，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但他敲完之后，整个人的姿态都变了。之前他靠在椅背上的姿势是放松的，现在还是靠在椅背上，但肩膀的肌肉绷紧了，衬衫的布料被撑出了两道斜斜的褶皱，从锁骨一直延伸到腋下。
“我爸的事跟这个案子无关。”他说，声音比刚才冷了半度。
“有关。”陆峥说。他把文件夹推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那是一个透明的证物袋，里面装着一枚老式的金属警徽，警徽正面磨损严重，编号已经模糊了，但背面的刻字还清晰可见——“陈国栋，1987年授”。
陈默的目光一碰到那枚警徽，就像被烫了一下。他没有移开目光，而是死死地盯着它，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颧骨下方的肌肉鼓起又陷下去，像是在用全身的力气控制着某种即将决堤的东西。
“你爸陈国栋，1998年因受贿罪被判七年，2000年在狱中病故。”陆峥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没有刻意的同情，也没有刻意的冷酷，像是在陈述一段已经被无数人翻阅过的档案，“你当年报考警校的时候在政审表上写过一句话——‘以父为戒，以警为命’。你的政审本来过不了，是当时的招生办主任破格录了你。那个主任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