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正式颁布明文诏令，定格国家财税制度：天下州县每年征收的民租、田赋、盐铁专卖、各类杂税收入，除朝廷核定的地方额定开支外，所有余利一律输送京师，地方分毫不得占留私藏。自此，天下财赋尽数归集中央，地方彻底丧失经济自主能力，无力蓄兵割据、对抗中枢，中央对全国经济命脉的掌控达到极致。

在对内整顿财税民生的同时，宋太祖亦开始布局海外贸易管控，规范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秩序、收纳海外利源。

开宝四年（971年），北宋大军平定南汉，收复岭南全境、掌控广州通商口岸。岭南自古为海外贸易枢纽，商贾云集、蕃舶往来、珍宝汇聚，海外贸易利润丰厚。为统筹管理沿海通商、征收商贸利税、管控中外贸易秩序，赵匡胤当即下诏设立广州市舶司，作为北宋首个官方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并任命同知广州潘美、尹崇珂兼任市舶使，总领岭南对外贸易诸事。

宋初初创市舶制度，架构初立、规制未全。太祖一朝仅完成机构建制、划定管辖权责，并未出台完备的“抽解”税制，也就是尚未制定进口关税征收细则，对蕃舶货物、海外商品暂不强制征税。因此太祖年间的市舶司仅有管理通商、登记船只、管控贸易之权，无征税取利之实。直至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朝廷方才正式确立抽解制度、细化关税规则，开始规范化征收海外进口赋税。

同时，宋廷出于集权防弊、杜绝地方坐大的深层考量，对市舶长官实行严格的任职管控。海外贸易暴利惊人，市舶使手握通商大权、坐拥巨额利源，若久任地方、长期掌权，极易积累雄厚财力、培植地方势力、滋生割据隐患。因此宋初定制，市舶司长官任职周期极短，官员上任不久便即刻被朝廷召回调任，杜绝其久居一地、把持外贸、囤积财富、尾大不掉。

为进一步规范海外贸易、杜绝民间私贩乱象、垄断中外通商利权、管控对外交流秩序，开宝九年（976年）五月，赵匡胤正式颁布私贩外商禁令，以严苛律法严控民间私自与外商交易：明确规定民间私自与蕃商贸易，交易额满一百文即定罪惩处；若交易额超过一万五千文，重罪论处、黥面发配海岛；但凡参与私自外贸交易的妇女，一律没入官府、配充针工，终身服役。

这套严苛的外贸禁令，彻底取缔了五代以来民间无序私贸的乱象，将海外贸易的主导权、话语权、经济利权尽数收归朝廷掌控，既规范了宋代海外贸易秩序，也杜绝了民间私通外蕃、滋生隐患的风险，为两宋三百年市舶制度的完善、海外贸易的繁荣奠定了早期制度基础。

整体而言，宋太祖一朝通过根治河防水患、稳定农业根基、集权全国财税、规范海外贸易四大举措，快速修复了五代百年战乱造成的经济创伤，安定了民生、充盈了国库、稳固了中央集权，彻底终结了唐末以来地方财权自主、水利废弛、民生凋敝的乱局，为贞观之治后又一段长治久安的盛世格局——建隆之治，筑牢了经济与民生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