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这尖锐的、令人痛不欲生的自我指责相伴而生的，是更庞大、更无边无际的恐惧。
父亲让他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个选择，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他的心头。自首，意味着他要主动走进公安局，向那些穿着制服、代表国家法律的人，坦白自己做过的一切。要说出郑怀山的名字，说出李哲可能的存在（虽然他无法提供确凿证据），说出他参与过的那些肮脏勾当。然后呢？然后，他会戴上手铐，被关进看守所，等待审判。媒体可能会报道，他的名字会和郑怀山并列，出现在新闻报道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唾弃的对象。然后，是漫长的刑期，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中最宝贵的岁月（如果他还能活着出来的话）。铁窗，高墙，失去自由，与世隔绝，受人管制，劳作，欺凌，孤独，绝望……这些画面，仅仅是想象，就让他不寒而栗。
而且，自首真的能“争取宽大处理”吗？父亲相信“邪不压正”，相信“政府”。但王海在体制内浸淫多年，他太清楚了，有些“正”，压“邪”需要时间，甚至需要代价。郑怀山倒了，但他背后的关系网呢？李哲那样的人物，真的会因为他一个小喽啰的自首就倒台吗？会不会他前脚进去，后脚就“被自杀”或者“被意外”？监狱里，想要让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消失，或者“生病而死”，并不是什么难事。李哲完全有能力做到。自首，很可能不是生路，而是另一条，看似“体面”实则更加被动的死路。
更何况，自首意味着他将失去最后一点主动权。他将被完全掌控，命运不再由自己（哪怕是在恐惧中挣扎）决定，而是交给法律，交给那些他无法预测、无法影响的人和程序。他害怕那种彻底失去控制的感觉。
可是，不自首呢？继续躲藏？像父亲说的，像个“缩头乌龟一样东躲西藏”？
这个选择带来的恐惧，同样清晰而具体。宋玉成的警告言犹在耳——“王海，你最好彻底消失。别让我再看见你，也别让任何人找到你。否则，后果你很清楚。” 李哲那辆黑色轿车，和车窗后那双冰冷审视的眼睛，是他这几天噩梦的源泉。他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事情，他是郑怀山这条线上一个松动的、可能泄密的环节。李哲那样的人，会允许这样一个潜在的威胁，在外面游荡吗？即使他逃回老家，躲到乡下，又能躲多久？李哲的能量，他毫不怀疑。也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失踪”，或者“被意外死亡”，就像林国栋，像吴建国那样。那时候，他的死，恐怕连一点水花都不会有，只会成为一桩无头悬案，或者一起普通的“流浪汉病亡”事件。父母可能连他的尸体都找不到。
而且，他能躲到哪里去？他现在身无分文，重病缠身，连这个肮脏的阁楼都快要待不下去了。没有钱，没有身份（他不敢用身份证），没有可以投靠的人，他能去哪里？去乞讨？去捡垃圾？然后某天悄无声息地死在某个桥洞下、垃圾堆旁？那样的结局，甚至比自首进监狱更不“体面”，更可悲。
两条路，自首或者继续躲藏，都通向黑暗的深渊，都充满了巨大的、几乎无法承受的风险和恐惧。自首，恐惧于法律的惩罚、监狱的黑暗、以及李哲可能的“安排”；继续躲藏，恐惧于被李哲灭口、病饿而死的结局，以及那种永无宁日、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折磨。
指责与恐惧，像两条冰冷的毒蛇，死死缠绕着王海，越收越紧，让他无法呼吸。自我指责让他痛不欲生，看清了自己灵魂的丑陋和罪恶；而对未来两种出路的恐惧，又让他进退维谷，动弹不得。他蜷缩在地上，身体因为高烧和极度的精神压力而剧烈颤抖，冷汗一层层地冒出来，很快又变得冰凉，黏腻地贴在皮肤上。牙齿不受控制地咯咯打战，胃部因为饥饿和紧张而痉挛般抽痛。
他想起儿子王浩的话：“你自己屁股不干净，别来连累我行不行？我好不容易才有点安稳日子……” 想起表姐刘玉梅的斥责：“你自己在城里干了些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自己屁股不干净，别想回老家来连累我们！” 想起父亲最后的怒吼：“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别再让你妈整天以泪洗面，别再让我这张老脸，在村里没处搁！”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麻烦，是个祸害，是个“屁股不干净”的人，都急于与他切割，唯恐被他牵连。连他最亲的父母，在痛心疾首之后，给出的最终建议，也是让他去“自首”，用接受惩罚的方式，来做个了断，至少，不“连累”家人，不让父母“在村里没处搁”。
他成了孤岛。不，他成了瘟神，被所有人嫌弃、躲避，甚至连至亲都希望他“自我了断”以保全家族颜面的瘟神。
这种被整个世界抛弃、孤立，甚至被血脉至亲“建议”走上绝路的感觉，比死亡本身更让他恐惧。那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彻底否定，是比肉体消亡更彻底的“社会性死亡”。
“啊——！”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嘶吼，终于冲破了王海紧咬的牙关，从他喉咙深处挤了出来。但这声音是如此微弱、沙哑，很快就被阁楼厚重的寂静所吞没。他双手死死抓住自己凌乱肮脏的头发，用力拉扯，仿佛想用肉体的疼痛，来抵消内心那无边无际的痛苦和恐惧。但无济于事。头皮传来的刺痛，与灵魂深处的煎熬相比，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