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我到四区的胜利村进行采访。这里也是轰轰烈烈：白天开斗争会，晚上研究分配土地问题。我在这村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统计了抓人和打杀人的数字。因为我住了好几天，村中很多人我都认识。
有一天，我在农民会队部，看见一个青年，我问：“你是哪个村的？”他答：“我就是本村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我又问。他说：“我原来在齐齐哈尔当教员，因为是地主成分，不能当教员了。被除名回家，今天来农民会报个到。”
这天晚上我回到我住的“小马架”里（一间小屋，很矮，在山墙一头开门的房子）想了很久。土地改革，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阶级是当前的革命任务。我是非常拥护的。我自己家里贫穷，深知没有土地之苦，希望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可是这样的搞法是不是“左”了呢？作为记者既有报道土地改革的责任，也有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任务。于是我第一次向嫩江省委写了一个意见书（这是我第一次“上书”，以后还有好多次“上书”）。第三节第一次“上书”，信送走了，我开始后悔并自我反省我这次“上书”，有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反映目前农村土改出现了过“左”现象，打杀人过多，打击面过宽。我还提出了几项原则：可打可不打者，坚决不打；可抓可不抓者坚决不抓；可杀可不杀者坚决不杀。我还附了我在嫩江四区统计的大批抓人、乱棍打死人的数字。第二部分，谈我在胜利村遇到的那个青年知识分子。我说：“他仅仅是地主出身，是个青年，他自己没有参加剥削，没有罪行。当我们还没有培养出自己知识分子队伍的时候，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能当教员，我们的许多学校岂不是要关门吗？”
我把这份“上书”写好后，又字斟句酌地修改了几遍，自认为比较稳妥了，便到四区区委，让他们派了一个通信员，坐着爬犁送到县里。我给我带来的电台的报务员写了一封短信，让他们用电报发到嫩江报社并转省委，还嘱咐：“因为电报中有打人、杀人的数字，请用秘码发。”
当天傍晚，送电报的通信员回来了。给我带回来一大包文件：有近日出版的《嫩江新报》、《东北日报》，报社内部发给记者参考的“报道要点”、《参考消息》。还有一本**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急忙看了一遍。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北日报》一篇社论《认识地主阶级》。社论中说：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他们在伪满洲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压迫剥削人民群，特别是贫雇农群众。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不消灭封建主义，不彻底打倒地主阶级，就不能解放最广大的劳苦群众，就不能胜利地进行解放战争。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土地改革斗争中，站在哪个立场上，对每一个革命干部、**员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再看《东北日报》上最近一版的头条新闻，说是：“最近辽东地区，桦甸、抚松、柳河等县，贫雇农自己起来，一个夜晚抓起来三千多个地主恶霸分子，一个也没有抓错。可见群众的眼睛是亮的……”
我又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轰轰烈烈起来的群众革命运动，是“好得很”呢？还是“糟得很”？回想我的“上书”内容，这不是一个立场问题吗？我暗暗责备自己：“韶华呀，韶华！你自己出身贫苦，从小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消灭阶级，创造一个没有人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吗？当群众不起来的时候，你埋怨群众落后，现在群众起来了，你又忧心重重。这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是什么呢？我是不是\''右\''了呀？”
想了好久，接着再重新看了我今天刚刚发出去的“上书”电报的底稿。其中内容肯定是错误的。我得马上写个“说明”或者检讨。我提笔写道：“我今天给报社转省委的电报，内容可能有错误，我正在检讨……”又一想，不妥！我写的是事实，是只供领导参考的，急急忙忙检讨干什么呢？揉了个团扔了，但想了想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有个态度，于是我又写：“我今天发去的电报，仅供领导参考……”还是觉得不妥，揉了个团扔了。再想了想，觉得先表个态，将来受批评时主动一些，于是再写：“我今天发那个电报，只作为内参给领导看的，如果报社领导认为内容不妥，请不要转省委领导了。”想到第四遍，对这样的说法，还是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又揉成团扔了。我想：记者有反映情况的责任，错与对将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