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报告》引起了**的强烈共鸣，他集中精力埋头阅读修改，历时两个多月，两易其稿，增删数十处。
10月26日，主席审阅了**修改后的这个文件后，作了批示：“此件修改得很好”。他嘱咐周恩来：“下发此件时，要注明经**中央批准”。
同时，主席还作了重大的改动：在第二十九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绝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
这一改动，就为后来很快改变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埋下了伏笔，就有了附加条件。因为，主席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一是时间限制，“现时”而不是将来，等到一定时机，就限制甚至取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二是政策限制，“有益于国计民生”是大前提，违背这一前提，超出这个界限就要限制甚至取消了；三是这两方面的综合限制，“现时有益于国计民生”，就是说，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还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利的作用。
1948年12月下旬，**吸取了张闻天的研究成果，写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手稿，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和建设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1949年1月底，他对手稿进行修改增删，定名为《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其论述大大扩展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主席演说了治国方略。他集中了**、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智慧，较具体的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他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他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也就是说和古代是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报告在提出今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农民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时，强调：“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
同年6月，主席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蓝图作了具体阐述。
主席的演说和文章给新中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49年1月，**秘密访问苏联，向斯大林介绍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得到斯大林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