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把**的讲话向操作了汇报。**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大妥当，不一定这么讲。他概括了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要薄一波转告**。**对**的这个科学概括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这就是我们党实行“四面八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由来。
**回京后，批评了东北局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倾向。东北局书记高岗对此极为不满。他不但不接受批评，还把**的天津讲话抄成“档案”去散布，别有用心地制造流言蜚语，攻击**。
1953年夏，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在新税制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高岗借机“批薄射刘”，向党发难（高岗在1954年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承认，他在会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在1954年2月揭露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的流言蜚语指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当时对**的天津讲话所作的历史评价是公正客观的。
实践证明，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总方针和总路线的。由高岗挑起的这场党内斗争虽然早已结束，而“剥削越多越好”这句不恰当的用语，却成了话柄，后来被**、康生、**之流所利用。他们在“文革”中给少奇同志罗织罪名，口诛笔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污蔑这句话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直到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少奇同志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允许适量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允许一定程度的合法剥削（即照章纳税，取得一定利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讲并没有错。1956年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同民主党派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还指出，对资产阶级要区分情况，实行不同政策，适当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不要过早取消定息。要允许自由市场和私人工厂的继续存在。当谈到上海出现“地下工厂”时，他说，“地下工厂”虽然是国营经济的对立物，但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由地下变成地上，由非法变成合法。国营工厂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就应该允许开私营工厂、夫妻店以同地上的作对。甚至允许开私营大厂，通过订合同，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开厂或搞投资公司，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这叫做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对**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发挥。他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讲，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不怕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周恩来、陈云也都有过类似的说法。这个思想特别宝贵，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