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上说的是人社自愿，不搞强迫命令。实际上，自愿入社的是极少数。干部们比强迫命令还强迫命令。凡是不愿入社的农民，统统视为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顽固分子。不分白天黑夜，大会批，小会逼，反复“动员”挤压。干部不离门，你出他进，搞车轮战术，没完没了，名为做政治思想工作，实为搞围攻逼迫和恐吓。我亲眼看见很多农民被逼的到了会场上，只是低下头抱住烟袋一股劲抽烟，头上的汗珠不断滴。当时的逻辑是：入社，就是听**的话，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不愿人社的，就是认为国民党好，要跟蒋介石走旧社会的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何去何从，自己选择。这种比强迫命令还强迫命令的做法，逼的哑巴也得说话。“听国民党话，跟蒋介石走，回旧社会”。哪个农民敢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只好说“入社”。干部一听说“行，我入社”的话，便立刻送他一个“思想进步，自愿人社”的美名，有的还要作为典型，编写成材料或文艺作品，到处介绍、宣传，推动工作。
我在背地里悄悄问干部们：“不是说人社自愿？不准强迫命令吗？为什么那样逼人呢？”干部说了心里话：“依了他们的自愿，咱就得回家种地。”那时流行这样一个逻辑：哪个村庄合作化进度慢，就说是那里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背后捣乱。于是，就揭发、批判、斗争“四类分子”的“破坏合作化运动的罪行”，杀鸡给猴看；于是，就揭发、追查那些入社不积极、说怪话的人与“四类分子”的关系，把他们和“四类分子”联系起来，进行批判、斗争。合作化掀起**之时，也是紧抓阶级斗争之时，经常召开“四类分子专政会”，让四类分子坦白交代反动思想和破坏合作化的罪行，对他们进行训话、辩论、批判和斗争。
也有用笑话里第三把手所提出的欺骗方法的：说高级社有许多的优越性，入高级社有多么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的干部许愿说，入社的当年就会分比过去多得多的粮食和现金，一定过上好日子等等。信誓旦旦、天花乱坠。
再有，就是树立积极入社的典型，宣传他们积极入社、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事迹，让他们入党、当干部、当模范。当年，有不少有“政治眼光”的农民积极带头入社，当上了村、乡干部，成为农村的“特权人物”，有的人竟当上了县、地、省的官员，个别的甚至成了党中央委员，当上了中央的高官。
绝大部分干部是采用“强迫欺骗相结合”的方法，到1956年1月底，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0%；到1956年底，入社农户已达96%，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87%。原先计划十五年完成的目标，只用了四年（主要是1956年一年）就完成了，整整提前了十一年。农民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
看到这样的“高速度”，异常高兴。他对秘书田家英说：“我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现在我才真正的愉快喽！”是啊，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有着长期思想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几亿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情，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下很大的力量才能完成。谁料到，这么艰难的问题，他只是召开了三次会议，编了一本书，就顺利解决了。
农业合作化人为的过快发展和表面上的巨大胜利，助长了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他更加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