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金光大道》，这部四卷本的小说开写于1970年，完成于1977年，正是“四人帮”利用权力企图重建直接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文化体系的时期，我不知道浩然先生怎么会有“有意回避现实”而创作长篇小说的自由？我手边还保存了《金光大道》前两卷的初版本，书上的内容说明是这样来概括的：“通过解放后华北一个村庄的革命演变，描绘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高大泉等英雄人物正是“坚持**的革命路线，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向党内的错误路线、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暗藏的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展开一个又一个回合的反复搏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巩固、发展了互助合作组织，建立起天门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事实上，当年读过这两卷小说的读者，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虽然写的是“远离”“文革”时代的“夺权斗争”，却写了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夺权斗争”；虽然没有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却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50年代的“路线斗争”。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中央的政策有过几次反复，直到1955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邓子恢部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错误地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党中央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大反所谓“小脚女人”、“右倾思想”，结果助长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发展。接着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开了一个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将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上钢为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先例。这些“左”的思想路线与后来几年中的“左”倾冒进错误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不知道浩然先生在写《金光大道》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认识到这些历史的真实，有没有具备了表现这些真实历史的良知和勇气，凡读过前两卷小说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小说里塑造了一个谷新民县长，来暗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浩然把《艳阳天》里的两军对垒模式扩大化，编出了高大泉――张金发、田雨――王友清、梁海山――谷新民的三级斗争模式，正是图解了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长久性，图解了“文革”时期反“党内走资派”的理论，这难道是远离了“文革”时期现实的题材吗？浩然先生自己参加过农业合作化运动，自然会受到当时“左”的主流思想的影响，他所看出的“生活真实”只能是代表他当时认识水平的真实，而没有权力向读者宣布，他所描写的这一切就代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真实”。如果浩然先生是个真正对农民怀有深沉感情，用强烈的主体性来拥抱、融化生活中某些真实现象的作家，那么，他即使在作品里有意图解当时“左”的政策，他也有可能通过民间化的艺术手法表达出农民们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真实思想感情（如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对土地的那种深沉的爱，本身就含有强烈的诗意）；或表现出“左”的思想路线怎样一步步得逞，把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引向浮夸冒进的歧路，这也同样能达到现实主义的胜利（譬如赵树理为代表的“农村中间人物”的艺术创造，在中国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史上，将会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可惜的是，浩然先生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在这部小说淘汰了十多年、因为某些不正常的商业手段而重新炒热以后，他居然还在梦幻般地追恋当年的所谓“真实”，还在强调“原汁原味”，甚至还自称是“用笔反映真实历史的人”，这难道还不该受到责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