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瑞芳的模特儿是昌乐东村队长田敬芳的老伴儿，她是一个既能干又贤惠的女人。丈夫在外主持村里工作，家里全由她撑着。对这样的农村妇女，我也由衷喜欢。
尽管我对《金光大道》寄予很大希望，但从人们的反映来看，更喜欢《艳阳天》。我多少有点失望，那时觉得《金光大道》比《艳阳天》要成熟多了。但现在想来，读者是有道理的，当时受观念和水平的限制，过于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点我是二十年后才认识到的。但历史就是历史，已经这样了，我不会去改动它。有人问我如果现在再写，会不会不一样？当然会。但这种假设没什么意思。
我开始懂事时，正是农村开始实行互助组的时候，它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但进入60年代，互助组发展成合作社之后搞得太左了。从合作社一定要发展**民公社，一定要搞成大跃进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其实对于单干，我心里一直是矛盾的。无疑单干有利于发挥个人积极性，但对那些缺乏劳动力、家里有病人、又没有生产工具和牲口的农户来说，互助组、合作社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在这一两年关于我的争议中，有人指责我在八十年代的作品中依然留恋互助组。对此，我不想辩驳。
在我写《金光大道》时，我内心的矛盾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事实上，我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互助组一边。今天有人问我，当时社会生活也是有许多阴暗面的，为什么你在作品中没有一点反映？那你的作品能算真实的吗？
这要看如何理解“真实”二字了。对我来说，积极的、光明的一面永远是生活的主流。我的作品当然要写这些。至于单干，当时的确只有那些被认为落后的人才希望；和我要好的、谈得来的都反对单干，这是现实。
其实写《金光大道》时，互助组已过去十多年了。60年代，我在城里住的时间长了，对农村了解少了。而70年代初，农村已走得太快了，太左了，我已经接受不了了。所以我只能返回头来写50年代。
人们喜欢《艳阳天》也许还因为它的手法更像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更生活化、个性化。但在《金光大道》中我没有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现在想来有点可惜。
还有，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我非常突出血统论。今天我当然不这么看了。时间会使人改变很多，我也不例外。
《艳阳天》的稿费是千字十元，我全部交了党费。虽然那时家境不富裕，一家人只有我挣工资，但从没想过要留下给自己或家人买点什么，毫不犹豫就交了。现在可能有人不理解，但当时就是这样，无须任何人动员。《金光大道》出版时，稿费已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