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在会上三次表扬了王鹤寿，称此报告是“一抒情诗。”号召各部门都要向冶金部学习，“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右倾保守倾向和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
主席还要各地负责同志“去收集一些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主席的号召下，大跃进中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主席又讲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论断：“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我们的敌人。”知识分子思想敏锐、见多识广，对主席推行“左”的一套、搞大跃进是个严重威胁。因此，就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棍，不让知识分子乱说话。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主席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有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这时的主席，已经不是建国初期礼贤下士的主席，他已经登上了神坛的个台阶，成了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家长了。他的话就是“圣旨”，没有人敢不听。“上有好，下必甚焉”，经主席这么一再地鼓动，众大员的头脑也就越来越热，提出的计划指标也就越修改越高。
赶超英国的时间，原来是15年；到成都会议，就内定为1年的钢产量和粮食产量，南宁会议和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决议是624、8万吨和3920亿斤；仅过了一个多月，在成都会议上决定第二本账指标为700万吨和4316亿斤。基建投资也由145、7亿元上升到175亿元。
农业展纲要四十条完成的时间，原来是12年；《工作方法六十条》规定的时间缩短到5至8年；在成都会议上，许多省提出用5年或稍多点时间。河南省的计划更加惊人：全省要在1958年麦收前实现水利化；1958年一年内实现《农业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指标，全省消灭“四害”、扫除文盲；安徽把完成《农业展纲要》的时间缩短到3年到5年；一向缺粮的工业大省辽宁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4月1日至9日，主席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各省书记在汇报时，都讲了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河南竟提出1年内实现绿化。
主席在会上插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主席讲话说：“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我看，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
主席时刻担心有人反对他的大跃进，一直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武汉会议9日结束。主席12日乘专机到长沙，13日飞广州。他要在那里集中精力抓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这时，农村大跃进方兴未艾，并大社的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