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教授问他的学生：“让小学生来解答一道微积分问题，靠发动群众、搞人海战术行么？让不懂得欧姆定律的人来研制电子计算机，靠发动群众、搞人海战术行么？”此问题耐人寻味。
1958年前后，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全球蓬勃发展的时候，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特别重视知识和人才，狠抓科技和教育。而我国却排斥知识和高级知识分子，发动一群科盲来搞发明创造，结果就“发明创造”出这样一些愚昧荒唐的东西。
不仅“科盲”搞荒唐，一些“外行”也搞荒唐。
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到处视察、开会，宣传他荒唐的“教育革命”主张。7月，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大办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10月，康生在河南对教育厅的同志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劳动5小时，上课3小时。现在大炼钢铁，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碴呀山人民公社各大队都办起了“农业大学”，社员都成了“大学生”。“大学教授”由村支书任命。王资庄农业大学“教授”吴套是大队会计，念过几天私塾，只会加减乘除；杨里环大队的“农业大学”只有一个班，一个“教授”，“教授”会什么就教什么，教的很杂，就叫农杂系。“教授”学问很大，会读《三字经》、《千字文》，会写对联。
碴呀山公社有3万多人，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1958年却出现了“十二家”3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什么是“十二家”？就是：作家、文学家、发明家、科学家、医学学术家、歌唱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体育家、民间说唱家、民间舞蹈家。“作家”和“文学家”有不少文盲，只会“口头创作”；“舞蹈家”大多是巫婆神汉，会“跳大神”；“发明家”会搞“滚珠轴承化”；“科学家”会把南瓜嫁接在红薯秧子上；“画家”画出了火箭、乌龟和蜗牛……。《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赞扬碴岈山公社的“十二家”，“创造发明，吟诗作画，著书立说，载歌载舞……”“这不是最新最美的图画吗？”
这可不是什么笑话，这是“大跃进”中的事实。这种愚昧和荒唐，不仅是“喜剧”和“闹剧”，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