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進階內容
人權的基本內容僅僅一種最低限的保障，在現代文明社會中，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又出現了很多對人權的擴充。人權的進階內容一般都是基本內容的融合、擴展、深化。但是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和文明的多樣性，對於以下的人權內容和具體的實現方式還存在這不同程度的分歧。
發展權。「發展權」最早是1970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委員卡巴·穆巴耶在一篇題為《作為一項人權的發展權》的演講中被提出，並立即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強烈支持。1979年，第三十四屆聯合國大會在第34/46號決議中確認，發展權是一項人權，平等發展的機會是各個國家的天賦權利，也是個人的天賦權利。1986年，聯合國大會第41/128號決議通過了《發展權利宣言》，對發展權的主體、內涵、地位、保護方式和實現途徑等基本內容作了全面的闡釋。1993年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再次重申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從而使發展權的概念更加全面、系統。發展權在堅持個人良好發展的同時，也強調了「集體人權」這一新生概念，也就是要求各國，各民族都能平等、自由、友好的交流合作，均等的享受發展機會。發展權強烈的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際制定的國際秩序的不滿以及對國際公平正義的訴求，甚至透出相當的共產主義色彩，也就很自然的成為當今國際社會在人權方面的交鋒重點。
民族自決權。追根溯源，民族自決權其實源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天賦人權說和人民主權說。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是反映這些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歷史文獻。馬克思、恩格斯也十分贊成民族自決原則。二戰之後，民族自決權在《聯合國憲章》、《關於人民與民族的自決權的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國際法原則宣言》、《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一系列國際文件中多次得到確認和重申，並作為一項重要的集體人權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和接受。民族自決權風靡一時是與資產階級革命，以及二戰以後大批受壓迫的民族和國家獨立自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在國際形勢大大改變的現在，民族自決權更加強調的是本民族國家自主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生活模式，而不受外部干涉的一項集體人權。對於民族自決權是一種重要人權國際社會普遍沒有異議，但對於民族自決權的限度，民族自決權與最低人權標準的之間的矛盾等，國際社會的鬥爭相當激烈。民族自決權被普遍用於發展中國家反對已開發國家「干涉」的重要理論依據。
[編輯]人權的評判標准
西方文明國家一般強調的人權的普適性，並利用他們在經濟，政治，文化，甚至軍事方面的優勢推行自己的觀點；而非西方文明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強調的是對人權的保障必須建立在本國的國情（包括經濟基礎，國民素養，傳統文化等）之上，並且強烈的反對前者的觀點。
儘管對於人權的具體內容和保障人權的具體方式存在很大的爭議，但終歸需要一個可以具體實在的判斷標准來促進全人類的人權事業。
在人類追尋一個統一的人權標準的道路上，沒有人能夠迴避一個無奈的現實。由於歷史，地理等諸多因素有的國家能花費大量的社會資源去呵護寵物和家畜，但有的國家卻為給兒童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醫藥和教育而掙扎。不僅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天壤之別，在文化傳統方面也往往是南轅北轍。這些客觀的事實嚴重的阻礙了人類關於人權在現實層面的共識，而且歷史經驗表明，強制移栽的人權往往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症狀。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當代英國思想家米爾恩提出了「作為最低限度標準的人權」。核心內容主要有兩點，第一，由於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道德規範的多様性，得到某種共同體認可的權利，沒有足夠的理由被認為也同様適用於其他共同體。第二，無論社會發展和道德規範存在多麼大的差異，一些最低限度的人權必須得到所有共同體的一致擁護。總結起來，人權標準是最低的，所以才能成為普遍的；因為是普遍的，所以也只能是最低的。
在全球化的時代，怎様通過建設性的對話來溝通和擴大人權方面的國際共識已成為了當今國際社會主要議題之一。不僅在西方文明的框架內思考人權，而且在與西方文明並駕齊驅的其它文明框架內省察人權，已形成一種「文明相容的人權觀」，是緩和並逐步化解矛盾衝突的一條必由之路。[7]
儘管以《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為代表的一系列人權宣言都肯定了人權的特殊性，指出實施人權原則必須考慮國家的特性和地域特徵以及不同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但是社會普遍認同人權仍應有最低限度標準，「貧窮不能做為國家恐怖和酷刑的藉口。」[8]
鑒于一系列複雜的原因，人權的評判標准存在，而且還將長期存在著分歧。但人類在促進人權的偉大事業中不斷溝通，不斷理解，不斷磨合的過程，其本身也是一種人權的促進。
[編輯]批評
對於人權概念的批評之一，主張人權是一種文化的帝國主義。尤其人權的概念在根本上是源自於自由主義的觀點，雖然這種概念在西歐、日本和北美洲被普遍接受，但在其他國家可能不被接受。批評者質疑那些提倡人權的思想家例如約翰·洛克、密爾都是來自西方國家，同時這些西方國家自身也都做出帝國主義行徑。這種論點還舉出宗教來證明文化的霸權主義。然而，一些人也對文化霸權的批評論點提出反對。如：人權概念本身也有部分起源於其他的文明和宗教。人權在實踐上也會與帝國主義的行徑產生衝突，例如人權也能被轉換作為民族自決的理論。
另一種批評則認為人權所主張的權利是具有階層性的，因為各種不同權利之間的關係會互相影響。舉例而言，要保障擔任公職等政治權利不能不先確立一定的文化和社會條件，例如適當的教育。而後者是否應該被包括作為第一種基本的權利，則仍是爭論的議題所在。
還有一種則批評人權概念是根基於自行訂立的道德觀上。如果這種道德觀只是個人依據自己喜好而表達的要求，那麼人權就不是客觀的道德原則。美國哲學家RichardRorty便認為人權只是根基於人類感情的表達上，而非一種理性的實現（不過，根基於利益理論的基礎，他仍然支持法律上的人權）。AlasdairMacIntyre：人權其實與古代人類對於「獨角獸和女巫的信仰相同」[9]。這種批評與道德相對主義相近，它宣稱道德是個人喜好、沒有客觀標準可衡量道德基準。
馬克思主義則反對西方人權觀中「絶對的」「先驗的」等唯心觀點，認為人權不是從來就不是「天賦」的（孫中山持類似觀點），而是生産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10]馬克思認為西方文明中的「人權」是帶有階級烙印的「特權」。「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自由和平等的籠統議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受資本剝削的勞動者，無論怎麼説，都是在維護資産階級的利益。」[11]馬克思主義主張的「人權」，是建立在生産資料公有制上的「人權」，因為只有消滅了生産資料的私有制才有可能實現任何人之間真正平等，以及「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