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岛的冬天很安静，楚材的书房却越来越热闹，桌上的稿纸堆了一摞又一摞，钢笔吸干了一瓶又一瓶墨水。
他写得很慢，有时一整天也写不了几页，可他始终没有停下，这些文字像是从身体里一点点剥离出来的东西，写下去的时候并不轻松，甚至有些疼。
这天下午，汪昭抱着一叠稿纸坐到沙发上，楚材就在旁边喝茶。
房间里除了翻动纸张的声音，再没有别的动静，汪昭看得认真，偶尔皱眉，偶尔停下来思索，看到不明白的地方，她便伸手点一点纸页，“这里什么意思？”
楚材接过稿纸，耐心解释，“我写的是当年的党争。”
“那这里呢？”
“这里说的是教育改革。”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写？”
“因为我不能写得太直白。”
两个人就这样一个看，一个讲，夕阳从窗外慢慢移进来，落在书桌和稿纸上，等汪昭把最后一页放下，她沉默了很久，楚材问，“怎么样？”
汪昭抬头看他，“写得很好。”
楚材笑笑，没说话。
汪昭把稿子拍在桌上，“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看，太可惜了。”
“发表？”
“当然发表。”汪昭靠在沙发上，“你不会又想锁进抽屉里吧？”
楚材苦笑，“我怕引起争议。”
“争议？”汪昭冷笑一声，“这些话要是别人说，马上就会被扣个太左的帽子，可你不一样，你说的话，别人至少会认真听。”
楚材沉默下来，其实他不是怕争议，而是不知道发表以后，各方会怎么看，更怕最后落得两头不讨好。
汪昭看透了他的心思，“那就先用笔名，试试看，总不能因为怕挨骂，就把话永远憋在肚子里吧？”
楚材望着桌上的稿纸，半晌后点了点头，“好。”
夫妻俩随后去香港旅行，旅行是假，投稿是真，他们带着整理好的文章，一家一家报社去投，结果却不算理想。
多数编辑只是礼貌收下，真正刊登出来的，最后只有寥寥两家，而且因为用了笔名，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消息传回来时，汪昭还有些替他遗憾。
楚材却反而笑了，“这样也好，至少说明文章本身还能看，不是因为我是楚材才刊登。”
从那以后，他写得更勤了，只是关于自己的部分，他始终没有公开发表，那些内容被他单独锁进一本黑色笔记本里。
只有他自己知道里面写了什么，深夜时分，书房常常亮着灯，汪昭有时半夜醒来，看见门缝里的光，便知道楚材又在写，有一次她推门进去。
楚材正低头写字，桌面上摊开的那页只有一句话，如果当年重来一次，我会怎么做？
汪昭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最终什么也没说，又轻轻把门关上。
时间走到一九七五年。
元旦。
楚材七十五岁了。
这一年，他们再次回到台湾，相比上一次短暂停留，这次他们准备多住一阵，然而春天刚刚过去，那位走了。
消息公布当天，整个台湾都静下来，广播反复播报，电视节目停播，街道上的气氛也变得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