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端着热好的饭菜出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恢复了平静，但眼角还残留着一丝没褪尽的红。她把碗筷在薛朗面前摆好，在对面坐下来，隔着桌子看着他的脸。两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张桌子的宽度，却隔了五年多的书信和几万公里的路。

“瘦了。“妇人说。

“没瘦，比前几年还胖了点。“

“信里说你写书了。“

“写了三本了，第四本刚出。“薛朗从包里掏出那本签好名的《雪》放在桌上推过去，“这是最新的，给你。“

妇人接过去翻了一下封面，没有翻开内页，就把书放在了自己常坐的那把椅子旁边的矮桌上。那个动作让薛朗心里微微动了一下——她把书放在那里，是准备以后睡前慢慢看的。她没有当面翻开，因为现在他回来了，她要先看眼前这个活人。

晚饭吃得很安静，偶尔有一两句家常的对话。妇人问路上累不累、喀什那边气候好不好、冬天冷不冷。薛朗一一答着，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像是怕高声会打破这间屋子里那种脆弱的、刚建立起来的亲昵。吃完饭他帮着收了碗筷，妇人说“放着我来洗“，他说“我洗，你在旁边坐着就行“。他站在水池边洗碗的时候，听见妇人在身后问：“枇杷吃了吗？树上熟了一大片，明天给你摘。“

“明天摘。“

洗完碗两人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电视关了，收音机开着，放着一段咿咿呀呀的粤剧。妇人靠着沙发扶手，目光落在薛朗脸上，像是要把这五年里错过的面容慢慢补回来。薛朗也看着她，发现她的鬓角比信里寄来的照片上又白了一些，但眼睛还是亮的。他想起那些年寄来的枇杷膏和信，每一样东西都带着这个妇人独自在老屋里等待的温度。

“妈，我这次回来住几天。不赶。“

“好。“妇人点了点头，起身去给他铺床。薛朗听着她在里间收拾被褥的声响，把目光转向窗外。院子里的枇杷树在夜风里轻轻摇着，枝叶间那些金黄色的果实被路灯照出一层油润的光。他看了好一会儿那些枇杷，然后起身去帮妇人拉平新铺的床单。床单是碎花棉布的，带着肥皂和阳光的气味，跟红其拉普的棉被、喀什的床单都不一样，是一种属于南方家庭的、经年累月被阳光晒透了的暖和。

第二天早晨薛朗被鸟叫吵醒了。南方的鸟跟XJ的不同，叫声更脆更密，叽叽喳喳地从院子里那棵枇杷树上倾泻下来，像一小挂洒落的水珠。他起床推开门，看见妇人已经站在枇杷树底下举着一根带网兜的长竹竿了，仰着头瞄准树梢上一簇金黄的果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