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李品仙主皖期间，新桂系与中央其他各派系，以及安徽地方实力派之间，也有矛盾和斗争；但没有上述几方面的矛盾激化。例如在1941年前后，军统分子、三青团头目孟民希，为争夺三青团的领导权，尤其是在干训团中设置三青团组织的问题，而与新桂系发生过冲突。但是，到了张宗良接掌安徽三青团时，这种矛盾逐渐缓和；并且因为党、团要合并，党、团之间有矛盾，为争权夺位的关系，张宗良反而逐渐靠拢了新桂系，使三青团在反cc系的斗争中，成了很大的助力。还有军统方面设在“立煌”的缉*(即特务机关)和设在地、县的联络站，一则他们都是秘密工作，像军统的头目蔡填初、翁揆一等等，不大公开露面；再则，军统的当时工作对象，大多注意于沦陷区和某些军队方面，对地方政权直接干预的较少。正如李品仙所说“他们不想夺权，不像cc”，矛盾不明显。同时，李品仙还应付他们，分个把县长、处长缺给他们做几年，如游铨、汪廷霖(舒城人)就都是军统分子的县长。在最初几年中，新桂系在与安徽的地方实力派人士方面，也是很紧张的。例如，在抗日初期，江北地区发展起来的五路抗日人民自卫军，所有部队都被新桂系用强迫改编的方式吃掉了，而这批人民自卫军的指挥官(又称为司令)，如石寅生、岳相如、余亚农、宋帮翰、张节等五大头目，可以说都是地方上有实力、有影响的旧军政界人士，是与国民党中央系并不一致的。但是，新桂系一直持压制的态度，军队被吃掉了，指挥官们不作安排，只是给予省政府客卿地位的空头“顾问”名义。有的被迫回乡或他去，有的在“立煌”山城盖了几间“钢骨水泥”(即竹木泥土)房子，在那里作寓公。如张节的寓所，还挂个“匡庐”的横额，悠游闲散。随着这些指挥官的官佐，也多闲置起来。当时的所谓南江(江彤侯)北常(常藩侯)，是省内有影响的，也是历来不满cc的人物，桂系与之也貌合神离。江彤侯曾以议长身分，在一次省临时参议会上，对安徽的基层政治和干训生的劣迹，提出了批评。不久，新桂系就以干训生同学会的名义“上书江议长”，气势汹汹，提出责问。迫使这些人士噤若寒蝉，对政治情况不再置议，当时随李品仙回皖工作的高长柱、储应时、范苑声、钟鼎文，号称为“四大金刚”，都挂的是红边少将衔。虽然各人的来历不同，政治派系也不一样，但都是安徽人，他们又常相往还，新桂系也认为是代表安徽地方势力的，受到讽刺打击，后来如高长柱、钟鼎文被迫离去。此外，像朱子帆、王贯之、陶若存这一部分具有民主倾向，历来反对国民党中央系的，并为新桂系致力的人士，他们也都被看作是地方势力的代表，加以控制。甚至有些桂系分子，攻击张义纯的时候，也竟说他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人物，这就意味着，应当加以防止和反对。因为当时新桂系统治安徽的最初几年，尤其李品仙任职前后，一般的军政官吏头目，几乎是“非广西人不用”。即使用了也不太信任，除非像省保安副司令陈维沂那样的安徽人物：跟白崇禧当了副官几十年，头脑里只知有李宗仁、白崇禧，别的什么都不买账的僵化分子，他们才能信得过。这就必然的加深了新桂系与地方实力人物的矛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时期，在省外，由于重庆的cc系反李活动屡屡兴起；在省内，群众对广西人的贪污聚敛、作恶多端，已经到了极为憎恨的程度。他们对于地方实力派的人士，也越加杯弓蛇影，更起疑猜。就是对于亲手培养的桂系爪牙干训生，也多方注意，翻来覆去地挑选，加以控制。据当时一度传闻，就是对于一直跟随新桂系跑的朱子帆、陶若存、王贯之等，也是有疑虑的。据说当时的所谓“建设研究会”，最初就是朱子帆、陶若存、王贯之、汪幼平等安徽实力派人物政治力量的自动集中，也是含有对新桂系和一切派系的示威和炫耀而组织起来的。至于后来怎么又参进了广西人、湖南人，并成为李品仙直接掌握的反cc的斗争工具，那只有主持其事的个别人清楚了。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南京cc系的反李浪潮即将涌到之前，新桂系已预感到形势的不妙，才放开这种派系门禁，拉拢各方面人士，争取一切助力来对付cc系的攻击。但是，新桂系、cc系，以及一切反动派系，不久以后，都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面前，随着滚滚长江的东逝水，变作历史的沉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