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样一过去，我每天花上两个小时身体训练，上学读书，放学打仗，回家继续看书。母亲有些担心我，她本能的怀疑书本的腐蚀力，她无法让我停止阅读，就给我找了引导的老师，隔条街住的童先生。
大概整个城市没有比童先生更合适的老师了。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年轻时留学欧美，精通英法两国语言，回国后是大学的教授，从来没有结婚，但听说他和很多女学生交往甚密。运动开始大学关门，他倒是没有受罪，找到份轻松的工作，开始扫大街。他也不在乎斯文落地，很兴致勃勃的挥舞着扫把，别人看到他的态度也不好过份指责街道依然肮脏。
童先生答应教授我，与其说是有心培养我，不如说好奇，好像一个人扔到泥土里一粒不知名的种子，每天观察最后会长成什么东西。
童先生给我上课的方式别具一格，他开始主要教我英文，没有固定教材，教会简单的英文字母和基本语法规则外，他给我一本英汉双解字典和英文读物，让我自己阅读和用英文作文。每天他给我上大约两到三个小时的课，会解释一下英文作文的错误，然后就英文原著的内容和我讨论，内容不受限制，经常延伸到很远的时空和环境。我回到家里会有五六个小时的功课，阅读十页英文原著，写一篇内容自定的英语作文。第二天同样的事情重演，一直持续了四年。
我从童先生那里得益最深的是和他的谈话，他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学生活着年龄小而轻视我，而是鼓励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多数时候他和我的谈话方式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他不说自己知道答案，而是问一系列的问题来让我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英美的法学院通常采用这种教学手段，来训练学生的思维敏锐性和广博性。我很多的时候让童先生的问题弄得晕头转向，明明平常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经他一问，我竟然看到很多的荒谬。我很难说自己从他那里学到什么具体的知识，更多是他的问题触发我去思考，阅读时候带着问题，寻求自己的答案。这对于我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虽然我从来没有接受过高等的教育，但我依靠自己的阅读和观察，每一个环境下都走的很远。
高尔基说“我的大学是在挣扎谋生过程中目睹俄国底层民众生活所领悟”，我的中学是在童先生处得到的。第一年的学习中，我翻烂了一本英汉双解字典，第二年我用的是牛津英英字典，偶尔借助英汉字典。第三年我基本上用的是英英字典，已经可以阅读通俗英文小说。第四年童先生开始教我法语，我们重新走当年学习英语的道路。不同的是有了英语的底子，法语学起来容易很多。作为同是罗马语系的两门语言来说，很多的英文单词是从法语转变过来的，一年下来，我可以阅读简单的法语读物。
纯粹的原文读物并不好找，童先生家里有一定量的藏书，但远远不够。我还是去了大学，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找到堆放书籍的仓库，里面的原文读物都让我给转移到家里来。童先生知道后，对我的偷窃行为有些两难，偷窃不好，可书籍的被监禁同样不好，他最后让我保证有一天大学恢复我要把偷的书都放回去。童先生的道德感让我印象深刻，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伟大的毛先生对知识分子的鄙视一点都不过分。
不管怎么说，给童先生当了四年学生，他在我身上花了不少的心血，算得上倾囊相授。高考恢复后，他又帮助我补习。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要准备，童先生很满意我的状态，考试前他说我考上大学没有问题。
童先生虽然扫大街，可左邻右舍都知道他是有学问的人，也知道他看人很少走眼。我参加了1977年12月文化大革命后首次高考，有数学、语文和政治三门。考场里看到语文作文的题目是wWw.“我在这战斗的一年中”，我差点没有笑出声来，改成“战斗的一生”就是自己真实的写照了。我不记得写了什么，可三天考试过后，我很有把握能上大学，唯一问题是去省内还是省外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