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小时后，比赛结果出来，原地投掷最远纪录是六十五米五，侦察兵获胜。助跑投掷最远纪录是六十九米七，兄弟部队胜利。侦察兵和兄弟部队打成平手，也算是皆大欢喜。我没有参加投掷，只是当作观众给侦察连助威。我看着狂欢的兄弟们，虽然情绪也受到感染，却还念念不忘困扰我的问题。这么多年轻的生命，正处于灿烂释放的时候，走上战场后很多人将走完他们的旅程，他们生命的意义何在？他们会后悔吗？
当比赛结束后，操场上人们挤成一团，不再分什么界限，兄弟们举起两个冠军来庆祝共和国军队的胜利。大喇叭里播放军歌，呈现狂热气氛。基地领导宣布晚饭加菜来庆祝，惹得所有人欢呼，也都中计跑去食堂，算是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我们侦察班没有去食堂吃饭，加菜没有酒算什么庆祝？我们自己凑钱去基地外的食杂店买了熟食、烧腊和白酒，要上战场，钱已经失去意义，不过我注意到班长身上没钱，他把最后的钱都寄回老家。
我们班这几天不出操，排长对我们违纪喝酒睁只眼闭只眼，假做不知。没人知道为什么庆祝，可都觉得应该庆祝一番。这段时间不知不觉每个人都有些闷气，两次行动虽然顺利，却都是充满凶险，人人都感受大巨大的压力。而且回来后都没有立功，因为正式来说第一次行动是失败，第二次行动是惩罚指导员，也捎带警告班长和我，不管同志关系如何，多多少少每人有些想法，都需要一个机会来释放。
那天晚上我们十二个人喝了二十瓶白酒，最后清醒的只是卫向东和我俩人，他酒量确实惊人，把马有财和铁牛俩人喝到桌子下面。我是喝一杯酒上脸，都以为我就要醉倒，让我逃过。把醉酒的兄弟们先后放到床铺上，我们两个乐得轻松，消灭了剩下的所有肉食。
卫向东看到我轻松的表情，问我是否找到生命的意义。我笑着摇头，“没有，我还在找。”
“那你没事了？”
我举起酒杯迎着灯光眯眼审视，“我想通了一件事，要想不后悔，必须活好每一分钟。”
“怎么活好每一分钟？”卫向东饶有兴致的看着我。
“我现在是军人，就要尽军人的义务！”
几天后部队组织写遗书和确定抚恤金邮寄地址。我们本来在东北已经做过，但现在编制出现问题，我们连名义上隶属于军指挥部，实际上被派到需要的师团去，我们需要和其他部队一样重新填写书面文件。
遗书总是难写，不论你有过几次练习，当你想到这是亲人看到你的最后一封信，写起来很难流畅。营房里出现难得的寂静，每个人都找块地方独自发呆。我写了四封遗书，是给母亲、童先生、齐师傅和冬子。我告诉母亲多年来的母爱不能回报，自己多么难受，但是总要有人去打仗，我需要尽责任，她不要悲伤，我做出选择，也要承担后果。我给童先生和齐师傅的信是感谢他们的教诲，人通常成熟后才知道别人为自己的付出，他们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的帮助今生无以回报！希望他们会为自己的弟子为国献身而自豪。给冬子的信有些难写，我颇为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写，我甚至不确定她是否会悲伤，毕竟我们男女朋友都不是。最后我还是动笔，内容简单，感谢她给我机会尝试男女情怀，希望她能幸福。
为了防止再次写遗书，我们都抄写了两遍，一份上缴，一份裹在油布，揣在上衣兜里。兄弟们情绪明显压抑，连李卫华都没有任何话说。
战士的抚恤金是五百元，我们并没有什么概念，和每月的津贴相比，五百元不算少，几乎是三年的总数。可有人说了件事，基地外有个农民的耕牛被汽车撞死，当地政府赔偿了农民七百元。兄弟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话题当然是我们士兵的生命赶不上一头牛？
陆一鸣抱怨说，“国家应该提高抚恤金标准，我们的命不能连头牛都不上，回家说出来太丢人！”
“你忘了那是头耕牛，能种地的，你种地比它多？”我插话说。
“是啊，我拿五百元没意见，可铁牛因该拿双份吧？见过几个能跑的铁牛？”李卫华也凑热闹。
王文革不以为然，“我们国家还穷，你们应该体谅党和政府，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听指导员说以前的标准是三百元。”
张军长难得加入战团，“下次冲锋，我们应该喊，同志们，为了党和耕牛，上！”
副班长赵大庆压住吵闹，我们班惹麻烦够多了，让指导员听到我们胡扯，可能又要遭遇通报表扬。
卫向东身旁捅了我一下说，“你需不需要重新考虑一下？”
我摇摇头，“太晚了，我决定为国家省下这五百块钱！”
“你也帮我为国省下这笔钱吧！”
“没问题！”我们相视而笑。
我们不知道的是命运是否能对我们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