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祁找自己亲哥哥帮的这个忙确实没有违反大宋的制度。事情是这样的：汴京居住着大量的政府官员、皇亲国戚以及周围大量驻军。这是一笔巨大的物资开销，而汴京只有都城功能以及伴随的商业与服务业。获得这些物资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各路转运司向汴京运送。中央政府向各路提出各种物品种类和数量的需求，各路无条件的向汴京转运。物品涵盖日常的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也有上好的奢侈品，机灵的地方官也会趁此向政府关键岗位的官员奉上“行卷”，那些可提供端砚的、香料的地方官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只是苦了做砚的百姓，加班加点生产超朝廷需求的十倍之多，只为了让地方官的“行卷”更有料。供应计划一旦制定就多年不改，僵化的供应造成了汴京的物资需求与各地方政府的供应能力之间严重脱节。丰收年间可以多征收的时候不多征，欠收年需减免的也不减免，也不看需求会不会发生变化，完全没有反馈和调节。有时会造成物资大量积压，根本无法贮存，只得大幅低于市场价格去卖掉。和朝廷高官有关系的富商就有机会了，只要把工作做足，他们就有机会获得大量价廉物美的物品，再到京外去兜售，大发横财。宋祁吃喝玩乐哪能没有这些豪商富贾的支持？
宋祁将书稿交给了欧阳修，再联系完几个益州商人购得物资后，就分别向宋庠、欧阳修辞行，准备回益州舒服去了。临行前，欧阳修突然派人向宋祁传话，让他再等等。宋祁以为关于《新唐书》的事，就又在哥哥家里住下，当然又是夜夜笙箫，体验京城各种美女。
王安石回到朝廷害怕看到他曾经顶撞的宰相韩琦，去了三司害怕看到他曾经顶撞的顶头上司张方平。宰相富弼的这个安排真像掐住了王安石的脖子，让他喘不过气来。王安石只得硬着头皮去三司度支司上任了。
一天下午，张方平晃晃悠悠的去了度支司，看了看王安石，看了看周围。站在靠近王安石的地方，仰着头、眯着眼。
“是天大啊，还是地大啊？”仿佛在问天花板。办公室的其他人都不抬头。王安石当然知道，这是上司来教训自己来了。实为要告诫他不能不知“天高地厚”。
王安石恭敬的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王安石哪敢说什么大啊！
“天所谓健，既非健，是名为健；地所谓坤，既非坤，是名为坤。”张方平在那胡咧咧。
“阁下智心高妙，我等自当学习。愚以为，作为朝廷要臣还需以佛陀之悲心致天下太平。”王安石作揖道。
张方平斜了一眼他，径直走了。
嘉祐四年（1059），开封府受理了一件财产纠纷案，由于涉及当朝三司使张方平这样的高级官员，开封府就将此案转交给了御史台。时任权知开封府的正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时任御史中丞的是前权知开封府的包拯。御史台是大宋朝的监察机构，主要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御史台的主官称御史中丞。汉代时，御史台外种了很多柏树，柏树容易招乌鸦栖息，加上官员们对这个机构都很烦感，就有人称御史台为乌台，称御史们发言是乌鸦嘴。
有个刘姓商人手续齐全的在京城繁华地带开了一家酒馆。由于政府还控制着很多酿酒的重要原料，需要商家到政府采购。刘酒保因此欠下了官府一大笔酒曲钱，三司的盐铁司便屡次派人催款，刘酒保只得变卖家产抵债。经查，出手买刘酒保家产的便是三司使张方平的家属。如果此事没人追究也不是多大的事，大宋朝哪天都出着比这大得多的事。可偏偏这个刘酒保的家人来开封府状告这个刘酒保了。以他无权出售刘氏家族产业为名，发起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