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吕惠卿同为崇政殿说书的曾布，其性格就没有那么温和了。他和哥哥曾巩，还有刚刚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章惇同为嘉祐二年（1057）的进士。曾布表达了自己对国政的看法，神宗皇帝十分欣赏，三天之内神宗皇帝召见他了五次。其观点与王安石深度契合，遂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与吕惠卿共同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他的哥哥曾巩与王安石只能算是文学上的朋友，曾布才能称得上是王安石事业上的知己。
“青苗法”推出后不久，苏轼就上《万言书》反对，说道：“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又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反对言利，不满“青苗法”、“均输法”等新法追逐盈利。这和司马光的施政纲领倒是很契合：“修德者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治国者三，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听上去非常有道理，但其内涵和外延都很模糊。再加上韩琦这样的重量级旧臣对新法的非议，王安石颇感心力交瘁。但曾布是新法以及王安石的坚定支持者，挺身而出一一驳斥了韩琦、苏轼等人的奏疏，鼓励神宗皇帝坚定不移的支持王安石变法。
曾布上疏说：“陛下凭着自己的雄才大略，任用博学有远见卓识的大臣，旨在大有作为。但有大臣在上面带头反对，小臣议论纷纷在下面附和。人人都窥伺间隙，巧言毁谤，用含糊不清的语言混淆视听，以使众人喧闹，使陛下受到蒙蔽。陛下应用诚心勉励君子，用威刑斥退小人，使天下都知道君令不可违，法令不可慢。这样还有什么作为不能实现呢？”这显然是对王安石改革的支持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一天，条例司里吕惠卿、曾布、章惇都在文案上挥毫落纸。见到王安石进来，大家都放下了笔。对于新法的议论纷纷，让条例司蒙上了几分阴郁的气氛。
吕惠卿问王安石：“新的‘农田水利法’要不要暂缓颁布，让章公有充裕的时间相度利害？”
还没等王安石回答，曾布立刻说道：“不可！要快。不仅‘农田水利法’要加快拟制，还要督促薛向加快‘均输法’的执行。至于不完备之处，后续再改。”
看到大家都不解的看着他，曾布接着说：“青苗钱靠卖度牒根本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加快执行‘均输法’，将获得的利益补充到青苗钱中才能持续。而青苗利息马上就要收缴了，不能把这些钱放到国库和左藏库里闲置起来，钱只有加快流通才能生出价值。‘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正是需要大量资金保障水利建设，把青苗利息注入其中加快资金循环。这样一方面增加财政税收，一方面可堵住政府敛财的非议。”
听到曾布的回答，王安石会心的笑了，说道：“子宣深得我意，这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加快资金循环，政府财政税收就会增加。而且新法是一盘棋，各种配套的改革措施不能慢。”
王安石今天看到曾布的表现暗自高兴，如同捡到一块美丽的宝石，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过州桥的时候，口中居然开始哼哼出小调。
这些改革派的头脑也都很灵光，立即达成了一致。就这样“农田水利法”也在熙宁二年（1069）冬天颁布实施了。
《农田利害条约》付诸路：请有种植才能的人，指导因地制宜的农业生产。能够修缮的灌溉水渠、河流流道就尽快修缮，不能修缮的区域作为田地耕种。对于灌溉条件不好的耕地，分析其原因是水利本可及众，个人为之占擅；还是本离河港不远，为私人地界所隔。将具体原因上报各州县，州县可解决的立即实施，工程浩大或涉及多个州协调的情况，尽快上报朝廷。对其言事贡献大小进行物质奖励，甚至任用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