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荒废的田地也要分析原因，丈量后策划召募垦辟。对兴修水利项目，计度所用工料数量和人工数量。若事体大，管勾官躬亲相度。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垾之类，工役浩大、民力不能给者，许受常平、广惠仓青苗钱。也可个人出资，根据贡献大小朝廷给予奖励。专款专用，中饱私囊者严惩不贷。
由于有“青苗法”为政府盈利的配合，资金得到了有力保障，“农田水利法”的效果也就非常明显。“农田水利法”的施行过程中，沈括的“淤田法”在技术层面上，对改善耕种土地质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熙宁八年（1075），司马光在嵩阳书院看到，“农田水利法”颁布实施六年间，兴修水利田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余。司马光表情凝固了，他没想到朝廷上那伙儿逐利的“小人”可以取得如此成就。“农田水利法”对调动百姓劳动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作用，他是低估了
而在熙宁三年（1070），“农田水利法”虽然只有政府投资，没有利润回报，但批评的声浪并不小。反变法派的“君子”们并没有停止非议。因为本质上他们反对的是“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是一件道德的外衣而已。至于反对的内容完全可以“莫须有”或者夸大其词。
司马光的死忠，天章阁待制、知通进银台司孙固和监察御史里行刘挚就对“农田水利法”不以为然，他们上奏神宗皇帝：“‘农田水利法’是一个恶法，应尽快废除。很多百姓家里的房子和土地已经世代在那里，偏偏因为依照‘农田水利法’影响了土地灌溉，说拆就给拆了。百姓民不聊生，所告无门，投河上吊的人不计其数。”
曾布说：“为保障州、县大范围区域合理利用水利资源，局部拆迁是不可避免的。按照新法规定，给予拆迁户土地面积及钱币的补偿，据臣所知百姓拿到的补偿款是很满意的。不知刘御史所言‘投河上吊者不计其数’，是在哪个州？投河上吊了多少人啊？”
孙固便说：“言官言事不必‘分析’，百姓对补偿款有不满，地方官执行过程中苛扣补偿款，也都不再少数吧？”
曾布说：“违反国法地方政府有提点刑狱，朝廷有三法司，按律当责行事，和新法有何干系？至于百姓对补偿款是否满意，出于各自的立场，在价值判断上有分歧无可厚非，和新法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王安石领导的变法派中有不少帝国的顶级人才，坚定与王安石站在一起，推动着改革乘风破浪。也有不少追随者在面临巨大阻力时退缩忘记了初心。起初苏轼、苏辙兄弟也是支持要理财的，结果看到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就退缩了。陈升之、李常之流不过是想利用王安石改革的平台谋自己的仕途，目的达到了或者权衡得失后就改变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