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丰二年（1079）到元丰五年（1082），政事堂就王珪一人独相。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都由他一人负责。王珪的内心很是煎熬，没人知道他需要和自己做何等的和解。然而，看似独揽相权，实则是孤掌难鸣，只能做皇权的传声筒。这种状态也正是神宗皇帝想要的。
大宋朝正值山外青山楼外楼，汴州歌舞不曾休的一派繁荣景象，皇权一手遮天，可神宗皇帝的内心仍然是有一丝不甘的。神宗皇帝时常想，大宋的一派盛世不是我赵顼创造的，变法的骂名都给王安石了，取得的成果自然也都是王安石的。这和唐太宗任用魏征，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是不一样的，唐宗、汉武是伟大的帝王，魏征和桑弘羊是在实践他们的宏图伟业。而他和王安石又算什么呢？没有人会认为王安石在践行陛下的宏图伟业，而是王安石个人特立独行独挑大宋改革，汹涌而来的骂名不正证实了这一点吗？此时的神宗皇帝好后悔，为什么不在改革最困难的时候多支持王安石一点儿呢？他立志要做一个伟大的皇帝，除了在深夜有这么一丝哀伤外，平时不会表露出来。在神宗皇帝内心中，他不但要超过赵宋的列祖列宗，他还要超过王安石，主导“元丰改制”就是其一，但这似乎还不够，他还要恢复汉唐故土。
但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唐宗宋祖自是一代风流人物难以超越，王安石不仅怀有超世之才，并有坚忍不拔之志也是世间奇才，更是难以超越。神宗皇帝想到了战争，无论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注意力，还是加强内部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当宣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国家治理起来也顺手得多，什么法制、什么情理都统统让位于独断专行。“战时状态”也就成了统一多元价值判断的万能钥匙，用它来整治反对派也方便得多。春秋时期，执掌鲁国国政的大夫季孙，就曾为缓解内部矛盾而准备进攻鲁国的附庸颛臾，所以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政治的血腥远远超过了无数个恶性刑事案件。
到了元丰年间，王韶已平定了吐蕃，沈括也与契丹划清了国界，郭逵战胜了交趾，章惇收编了西南诸蛮，种谔也把对西夏的包围圈进一步压缩。想想这些人都是王安石发现和任用的，神宗皇帝不免又有些失落。其实只是帝王太孤独了，没有人能帮他排解，这原本没有什么好失落的，王安石还不是陛下任用的。和王安石如同一人，这难道还不算明君吗？
神宗皇帝把目光盯在了在大宋身边建国的西夏，如果能收复西夏故地，自然平生功业就超越唐宗宋祖了。“祖国统一”的大旗又是那么的不容置疑，用以号召百姓放弃美好生活，放弃自由，放弃生命都是那么的大义凛然。促使神宗下定最后决心的是西夏内乱。西夏是一个牧业帝国，但只要水草丰足，不受侵犯，游牧民族也未必发动战争，他们同样热爱和平。但如今梁氏外戚和皇族的矛盾已变得不可收拾，他们也需要一场战争来转移矛盾。这下好了，一个要转移矛盾，一个要增强凝聚力，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的西夏小皇帝秉常已经弱冠，登基已经十余年，但他依然是个傀儡，政令不出皇宫。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梁太后的弟弟梁乙埋手中。在维护专权的道路上，一切荒唐事都会上演，梁太后是汉人，但为了维护外戚专权地位要废除汉礼推行党项蕃礼。西夏皇帝秉常是党项族人，但为了与专权的梁氏外戚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废除党项蕃礼推行汉礼。秉常积极与宋朝修好，争取宋朝的支持，上演着远交近攻的宫斗。元丰四年（1081），西夏大将李清劝说秉常向宋朝割让土地，让宋朝协助铲除梁氏势力，秉常便派李清秘密使宋商议此事。然而梁氏耳目已经遍布西夏，李清还未出发就被梁氏捕杀，秉常也被梁氏囚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