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褒赏绛侯周勃，加封一万户封邑，赏赐黄金五千斤。
武帝抚恤立功将士，分出三万户来赏赐卫青，卫青的三个儿子，有的还在襁褓之中，都被封侯。
宣帝突出表彰霍光，增加封户，规定子孙承袭他的爵邑，受封赏的延伸到侄孙。
对比安汉公与绛侯、霍光的功劳，那是创造时势和利用时势的差别；把安汉公和卫青相较，更是天壤之别。
安汉公有治国理政之能，应当受到大禹、周公同样的尊崇，获得和他们一样的褒扬赏赐，又怎么只是和绛侯、霍光、卫青等人相提并论呢？
而且，安汉公至今也没有得到卫青等人所受的同等封赏，确实令臣感到迷惑不解！
臣听说，空前的功勋，赏赐没有限制，崇高的德行，褒扬也不受制约。
因此，成王封赏周公，超越了封国原有的界限，超过了九锡所享范围，开拓方圆七百里作为周公封国的疆界。
成王为周公设置太祝、太宗、太卜、太史等四官，设置百官和祭器，可以举行郊祀、望祭等仪式。
不仅如此，周公的儿子们也都受到封赏。
现在，陛下既然深知安汉公有周公那样的功德，却没有像成王对待周公那样的褒扬和封赏，竟听从了安汉公的坚决推辞，不考虑《春秋》大义。
那么天下人和朝臣们会说些什么？子孙后代又将会如何记述？
这确实不是治国的办法。
愚臣认为应当扩大安汉公的封国，让他和周公一样。
安汉公儿子的封赏，都应像周公的儿子一样。
这样，朝臣们就会受到鼓励，献出忠诚，老百姓就会受到教化，感恩戴德。
如果群臣真的效忠朝廷，老百姓真的感恩图报，那么对朝政来说还有什么困难的呢？
望陛下能深刻感念祖宗的厚托，服从上天的告诫，效法舜帝和周成王的盛举，不吝惜像对待周公那样的赏赐。
使国家法制得以健全，后代子孙有所依从，这才是天下之大幸！”
太后看完了陈崇的奏章，交给朝臣们讨论。
不久，太保王舜上书，不仅赞成陈崇的万言奏章，又把王莽比作商朝的宰相伊尹。
伊尹辅佐商朝的开国皇帝成汤，灭夏建商。
成汤去世后，伊尹又先后辅佐了三个皇帝。
最后一个是成汤的孙子太甲，由于太甲不遵守成汤的治国理念，伊尹让太甲守在成汤的陵园桐宫，反省三年。
太甲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后，悔过自新，三年后，伊尹又还政于太甲。
伊尹与周公一样，都被世人称为是贤德之人，德才兼备，被后人称颂。
王舜认为，王莽的贤德比伊尹、周公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舜上书后不久，又有全国各地八千多名儒生给朝廷上书，同样是要求增加王莽的赏赐，超越周公。
可谓：“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太后王政君看到民意汹涌，便批准了陈崇的奏章。
参照当年商朝伊尹的官职“阿衡”，周朝周公的官职“太宰”，太后给王莽加封“宰衡”的称号，位居三公之上。
太后增加王莽封邑四个县，封王莽的母亲曹氏为功显君，王莽的两个儿子，三子王安为褒新侯，四子王临为赏都侯，又增加皇后当年的聘礼三千七百万。
王莽上奏辞让封赏，又以不上朝威胁。
太师孔光上奏道：“
这些赏赐不足以与安汉公的功劳相抵，谦虚辞让是安汉公的一贯作风，太后绝不能听从。
应该派遣大司徒、大司空，郑重地拿着符节，召安汉公上朝主政，并下诏令，拒绝接受安汉公任何辞让的奏章”。
王莽这才肯上朝理政。
随后王莽又辞让了三个县的封邑，并拿出一千万钱，送给了太后身边的侍从人员。
王莽始终对太后表现出尊重和谦卑的态度，迷惑太后。
显然，王莽的手段很见成效。
元始四年（公元4年）年初，王莽派出陈崇等八名官员，分别到全国各地巡视，考察社会风俗。
暗地里却让他们宣扬自己治国理政的贤德，为自己制造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