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都流亡到了内地，成为流民，进而造成了更大的隐患。
天凤三年（公元16年）的春天，中原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天降大雪，关东地区受灾尤其严重。
大司空王邑上奏王莽请辞：
“臣任职八年，工作没有成绩，大司空职务形同虚设，以至于上天降下灾祸，发生地震，臣只能辞职请罪。”
王莽却对王邑说道：
“地震分为地动和地震，地震有害，地动无害。
《春秋》记载了地震，《易经》中也提到了地动。地动时，地面开裂合拢，万物因此而产生。天地各种震动的发生，各有不同的含义。
现在的地震，是上天来警戒我的，你有什么过错呢，你请罪辞职，岂不是让我难堪？”
王莽因此没有批准王邑的辞职。
国家受灾，边境又战事不断，财政困难，官员们却贪污**。
这年五月，王莽终于发布了新朝各级官吏的俸禄制度。
制度规定，各级官员的俸禄与其所负责地区的收入挂钩。
丰年时，就按礼制全额发放，遇到灾年收成不好，就相应地减少发放比例，各地给皇宫敬献的贡品也一样相应减少。
王莽发布的官员俸禄制度，与现代的薪酬考核制度极为相似，难怪花了几年时间来确定。
王莽希望通过官员俸禄与百姓民生挂钩，上下同甘共苦，促进农业，安抚百姓。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把新朝各地一年的收支核算清楚，可谓比登天还难。
以至于官吏们一年到头都领不到俸禄，只好各自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去干坏事，靠收受贿赂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官员俸禄改革最后还是空有其表。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六月，王莽又完成了新朝的土地规划制度。
此时，新朝从建国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九年时间。
王莽的土地规划中，效仿西周，把洛阳作为新朝的东都，把长安作为新朝的西都，两个都城的外围区域是王莽赐封王侯的封国。
由于土地规划时间太长，在这期间王莽授予王侯的封地，就只能用“茅土”作为分封的象征。
古代天子分封王侯时，会用代表方位的五色土筑坛，按封地所在方向取一色土，用茅草包好授之，称之为“茅土”，作为受封者得到封地的象征。
王侯们得了“茅土”，却没有封国，只能呆在京城，靠从京城官署领取几千钱的俸禄维持生计。
但这么点钱，王侯们根本无法满足生活所需，甚至有的王侯只能为别人打工来维持生计。
王莽为了落实制定好的各项制度，向各地派驻官员，负责监督政令落实与执行。
不料，这些官员被地方官员贿赂，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王莽便在每一项制度下达的同时，制定严苛法令加以防范，违反的人甚至会被处以死刑。
结果，严刑峻法根本无济于事，反倒是贪官污吏更加紧密勾结，百姓倒了大霉。
王莽又出台税收政策，规定三公以下凡蓄养奴婢的一律征税，每一个奴婢必须缴纳三千六百税钱。
这更加引起了官僚们的反对，失去多少，就从百姓身上加倍取回，百姓为此怨恨不已。
纳言冯常上书规劝王莽，认为法令太过严苛，王莽恼羞成怒，将冯常免职。
王莽继续加码改革力度，在京都设置了执法左右刺奸，选用能干的官吏担任，分别督查全国州郡各地。
并效仿汉朝的刺史制度，在地方的每个州的每个郡都设立一名监察人员，专职监察地方，执法督查，考察吏治。
王莽竭尽全力，使出了浑身解数，可局面并没有像王莽预想的那样发展。
利益集团犹如一张看不见的网，牢牢地把控着社会资源，根本无法撼动。
王莽既没有强有力可信任的执行团队，又不善于根据情况调整策略。
问题出现后，疲于补漏和应对，强硬的手段激化了矛盾，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反而变成了恶性循环。
官员**，百姓遭殃，王莽又政令频出，天下从此变得混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