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执政三十四年，承接贞观盛世的基业，初年间政局清明、轻徭薄赋、吏治规整，社会生产得以稳步恢复，人口与经济延续上升态势。但随着中后期大规模对外连年征战、举国大兴土木、持续自然灾害频发，叠加关中土地过载、漕运体系滞后等结构性短板，大唐盛世的内部隐患逐步暴露：盛世表层之下，民生凋敝、粮荒连年、流民滋长、财政承压，形成了高宗一朝“外拓万里疆土、内积天下疲弊”的鲜明矛盾格局。

贞观末年历经数十年休养生息、劝课农桑，天下户口大幅回升，为高宗朝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全国在册户籍共计三百六十万户，是贞观之治民生恢复的直观体现。

李治即位后，延续太宗轻徭薄赋、安抚流民、鼓励垦荒的国策，政局稳定、少有内乱，社会秩序安定，百姓得以安心耕种繁育。短短四年间，人口实现稳步增长，至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户数增至三百八十万户。

户口的持续增长，意味着耕地开垦面积扩大、农业劳动力充足、国家税源兵源充盈，是高宗初年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国力持续强盛的核心标志，也为后续大唐大规模东征西战、开拓西域、平定半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撑。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快速增长的背后，土地承载力饱和、人地矛盾加剧的隐患已然悄然滋生，为中后期全国性粮荒、歉收危机埋下了深层伏笔。

高宗朝经济民生的最大弊端，集中体现为大规模、持续性的皇家营建工程。李治自显庆年间开始，持续在洛阳、关中两地大修宫殿、别苑、陵寝、祠寺，工程规模宏大、耗资亿万、征役无度，彻底透支了贞观以来积累的民力与府库储备，成为天下疲弊的核心诱因。

显庆元年（656年），李治下诏重修洛阳紫微宫正南门应天门。此门始建于隋炀帝时期，是东都皇宫的标志性建筑，历经战乱有所损毁。此次重建规制恢弘、工艺精巧，复刻并超越隋代旧制，成为东都皇权威仪的象征。

显庆五年（660年），李治又于洛阳神都苑内新建合璧宫，史书载其“依山临水、层楼叠榭、甚为宏壮”，极尽皇家园林之奢华，专供皇室避暑游幸。

龙朔、麟德年间，营建浪潮达到顶峰。龙朔三年（663年），朝廷举国征役，大规模扩建修葺蓬莱宫（即大明宫），增建殿宇楼台、拓宽宫城规制，使其成为超越太极宫的大唐第一皇家宫苑。麟德二年（665年），李治在隋炀帝乾阳殿旧址上，重建乾元殿，殿宇巍峨、规制空前，作为东都理政核心大殿。

此后数年，朝廷接连在洛阳新建宿羽宫、高山宫、上阳宫等多处离宫别苑，所有建筑“莫不壮丽冠绝一时”，亭台楼阁连绵百里，耗费无数木料砖石、工匠人力。

无休止的皇家奢靡营建，早已超出民生承受极限。名臣狄仁杰目睹举国疲役、土木不休的乱象，直言上疏极谏，痛陈皇家宫室营建过度、奢靡无度，耗费国库钱粮、压榨天下民力，有损国本、劳民伤财，直言此举为盛世隐患。

上元二年（675年），孝敬太子李弘猝然薨逝。李治痛惜爱子，破格以帝王规格在洛阳近郊缑氏县修建唐恭陵，其营建规制、占地规模、陪葬体系、工程耗资，全部超越唐初规制。

这座恭陵是整个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唐代帝陵，工程耗资巨亿，征调天下数万民夫常年劳作，工期绵长、苦役繁重。其营建耗费的财力、征调的劳役规模，远超唐高祖献陵、唐太宗昭陵，是高宗朝最耗费民力的工程。

繁重无度的徭役彻底压垮底层百姓，天下民怨沸腾，史载“万姓厌役，呼嗟满道”。无数民夫不堪苦役、死伤相继，走投无路的百姓甚至聚众投石击打督造官员、消极抗役、逃亡避役，天下疲敝之态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