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高宗统治中后期开始，天下气候异常、灾害频发，大唐彻底告别贞观永徽的丰收盛世，持续性全国歉收成为时代常态。

咸亨元年（670年），全国谷物大面积减产、粮储告急，京师粮食极度短缺，朝廷被迫颁布禁酒令，严禁民间酿酒，以此节约粮食、缓解粮荒。

七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大唐陷入灾害连环爆发的绝境：旱灾、洪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连年颗粒歉收，饥荒蔓延全国，民生危机达到临界点。

永隆元年（680年），全国粮价暴涨，创下唐初以来最高纪录，斗米价值数倍于常态，贫民无以为食、流离失所。朝堂分析经济症结，认定物价飞涨源于市面流通货币过剩、私铸泛滥，于是紧急调整货币政策：大幅缩减官铸新币产量，同时严刑峻法、严厉打击民间私铸钱币，试图通过紧缩货币稳定物价，但收效有限。

长期粮荒、重赋苦役、天灾不断，导致大量百姓破产流亡，全国流民比例大幅攀升。大量编户百姓脱离原籍、逃亡山野州县，成为无籍、不纳税、不服役的流民、隐户，直接造成国家税源流失、户籍不实、财政收入锐减，形成了粮荒、通胀、流民、财竭的连锁经济危机。

直至永淳、弘道年间李治驾崩，这套贯穿高宗后期的社会经济危机，始终未能彻底根治，成为留给武周时代的巨大遗留难题。

尽管高宗一朝后期民生危机重重、经济弊端凸显，但唐朝政府的宏观治理体系已然成熟，面对物价波动、粮食短缺的乱象，朝廷出台了一套系统化、常态化的物价调控与粮食储备制度，成效显著，并被后世沿用整个唐代，成为盛唐经济治理的核心制度。

（一）常设常平官署，平抑天下物价

永徽六年（655年），朝廷率先在京师长安设立常平署，建立官方粮食储备与物价调节机制。其核心运作逻辑极为成熟：丰年粮丰价低之时，官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粮食、物资，保护农户收益、囤积官仓储备；荒年粮缺价涨之时，官府开仓放粮，以低于市价的平价售卖粮食，压制通胀、救济百姓、稳定市场，将全国物价浮动控制在合理区间。

这套制度成效斐然，随后朝廷将其全国推广，天下各州普遍设立常平粮仓、配置常平官吏，形成覆盖全国的物价维稳网络。

（二）以粮易币，化解货币通胀

面对永隆年间货币泛滥、私铸横行、物价失控的难题，朝廷创新调控手段。调露元年（679年），官府推行以谷易钱政策，动用中央官仓储备谷物，平价兑换民间泛滥的私铸钱币，回收劣币、减少市面货币流通量，精准缓解通胀危机，是唐代极具智慧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唐高宗一朝，是大唐从贞观治世走向开元盛世的关键过渡阶段，也是唐代疆域极盛、制度成型、经济转型的转折时代。

其执政前期，人口增长、经济稳定、制度完善、疆域开拓，奠定盛唐格局；执政中后期，连年征战耗国力、大兴土木竭民力、天灾人祸叠危机，人地矛盾、粮荒危机、流民问题、财政隐患全面爆发。

李治性格宽柔、缺乏雄主远略，面对盛世之下的深层危机，始终摇摆犹豫、治标不治本，无法彻底根治结构性弊端。但其一朝建立的常平物价制度、全国粮储体系，完善了唐代国家经济治理框架，为后世盛唐的经济稳定提供了制度支撑。

纵观高宗一朝：外有万里极盛疆土，内藏天下疲弊民生；既有盛世建制之功，亦有衰乱隐患之失，功过交织、利弊并存，深刻塑造了整个唐代的国运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