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父亲似乎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一字一句，声音不大，却像铁锤一样敲下来：
“你到底，有没有做犯法的事？”
“犯法的事”。四个字，清晰，沉重，直指核心。父亲没有绕弯子，没有询问细节，直接问出了母亲不敢、或者不愿直接问出的、最核心、也最让父母恐惧的问题。这不是“工作顺不顺心”，不是“跟人闹没闹矛盾”，而是最本质的、关乎人伦底线和法律红线的质问。
王海的大脑“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所有的狡辩，所有的托词，所有的侥幸，在这一句直白的质问面前，都土崩瓦解。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同破风箱般的声音，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承认？他不敢。否认？在父亲那仿佛能穿透电话线、直视他灵魂的目光（尽管他看不到）下，他连撒谎的勇气都没有。
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一种默认，或者说，无力的抵抗。
电话那头的父亲，显然从他的沉默中读懂了答案。那沉重的呼吸声陡然变得粗重起来，仿佛在极力压制着喷薄欲出的怒火和……更深的，或许是失望，是痛心。
“说话！”父亲猛地低吼了一声，那声音里的怒意再也无法压抑，像被困已久的野兽发出的咆哮，尽管隔着电话，依然震得王海耳膜生疼，身体不由自主地瑟缩了一下。“王海！老子问你话！你到底有没有做犯法的事？！有没有给你那个狗屁领导当帮凶，干那些伤天害理、断子绝孙的勾当？！”
“帮凶”、“伤天害理”、“断子绝孙”……父亲用最直白、最粗粝、也最符合他认知的词汇，撕开了那层遮掩的薄纱。他不是在询问，他几乎是在宣判。他听到了风声，或许不只是郑怀山被抓，可能还包括了一些更具体的、更恶劣的传闻。他联系起儿子这些年的“风光”，联系起儿子突然的落魄、失联和此刻的惊慌失措，得出了他自己的、接近真相的可怕结论。
“爸……我……”王海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但那声音干涩、颤抖，带着哭腔和绝望的辩解，“我没有……我不是……我只是……只是听领导的安排做事……我……我不知道会那样……我真的不知道……”
他语无伦次，试图为自己开脱，但说出来的话，连他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不知道？林国栋的事情，他真的完全不知道后果吗？那些伪造的材料，那些违规的操作，他真的天真到以为只是普通的“工作”吗？不，他知道。他只是选择了闭上眼睛，捂住耳朵，为了那份虚妄的“前程”和利益，成为了帮凶。
“不知道？！”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愤怒和痛心，“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了？！王海！你也是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干的那些事，对得起天地良心吗？！对得起我和你妈省吃俭用供你读书吗？！对得起老王家列祖列宗吗？！”
父亲的质问，一句比一句重，像鞭子一样抽打在王海的灵魂上。他无言以对，只有滚烫的眼泪，再次不受控制地涌出，顺着脏污的脸颊流淌。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耻和痛苦，比被亲戚抛弃、被儿子嫌弃，甚至比面对李哲的阴影时，更加深刻，更加刻骨铭心。因为这是来自他最敬畏、也最想得到其认可的父亲，来自血脉和道德源头的审判。
“你妈说，要给你汇钱，让你跑，让你躲。”父亲的语气稍微平复了一些，但更冷，更硬，像结了冰的石头，“我告诉你，王海，这钱，一分都不能给！不是我和你妈舍不得这点棺材本！是这钱，不能用来让你继续错下去！”
王海的心猛地一沉，但奇异的是，他竟然没有感到意外，甚至隐隐有一种“本该如此”的解脱感。父亲的话，断绝了他最后一点来自家庭的、物质上的渺茫希望，但也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划清了界限——家庭不会成为他罪孽的避风港，哪怕是以爱的名义。
“爸……”他哽咽着，说不出完整的话。
“你听我说完！”父亲打断他，声音严厉，不容置疑，“王海，你现在就给老子听好了！如果你真的做了犯法的事，瞒不住了，跑不掉了，那你就去自首！去跟政府坦白！该认的罪认，该赔的赔！哪怕把牢底坐穿，那也是你应得的！是条汉子，就得敢作敢当！别像个缩头乌龟一样东躲西藏，连累家里人替你担惊受怕，在村里抬不起头！”
自首！父亲让他去自首！
这个词像一道闪电，劈开了王海被恐惧和绝望笼罩的脑海。自首？去警察局，把自己做过的那些事，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承认自己是郑怀山的帮凶，参与了构陷林国栋，间接导致了吴建国、孙副组长的死？那会是什么后果？牢狱之灾是肯定的，而且恐怕不会短。李哲会放过他吗？就算进了监狱，李哲就没有办法“安排”他吗？还有，他这些年跟着郑怀山，或多或少也捞了些好处，虽然大部分都填进了无底洞或者挥霍了，但追究起来，也是罪责。自首，等于把自己送进一个更不可知的深渊。
“不……爸……我不能……”王海下意识地抗拒，声音里充满了恐惧，“我会死的……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谁会不放过你？！”父亲厉声质问，“是那些指使你做坏事的人？还是政府？王海，老子告诉你，邪不压正！你要是真犯了法，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现在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说不定还能有条活路！你要是继续这么躲下去，东窗事发，被人抓住，那就是罪加一等！到时候，神仙也救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