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京师的天空压得很低，铅灰色的云层从北边一层一层地漫过来，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正从塞外缓缓推向中原。
承天宫里地龙烧得正旺，暖意从金砖地面下渗上来，将殿内的寒气驱散了大半，但与窗外那片铅灰色的天空相比，殿内的暖意反倒显得有些单薄，像是随时可能被什么东西从外面一口气吹散。
朱厚照坐在承天殿的御座上，面前摊着一份刚从通政院送来的军情奏报。
奏报是用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封口处的火漆还带着驿路风尘特有的细沙，磨得边缘微微发毛，显然是经过长途颠簸才到达京师的。
封面上写着“北疆都督府军情急报”几个字，字迹端正而工整，但笔画之间透着一股仓促，像是写奏报的人在落笔时，手指还带着刚从战马上下来时的僵硬。
他展开奏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奏报的内容不长，总共不过三百来字，用词也极为克制，全是军事公文特有的干练和简洁——
“臣成国公朱辅，谨奏陛下：自十月初以来，鞑靼小王子部众屡犯宣府、大同边墙，小股骑兵拆墙而入，劫掠边民、焚毁墩台。臣已令宣府军、大同军分头迎击，并调延绥军、宁夏军各部协同防务。”
“十月初九，大同军前哨与鞑靼骑兵接战于阳和卫东，斩首十一级，击退来犯之敌。十月十七，宣府军与鞑靼骑兵接战于万全右卫，斩首九级，伤敌数十，敌退去。”
“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鞑靼骑兵又数次小规模犯边，均被各军击退。”
“截至十一月十四日，宣府、大同两镇共斩首四十七级，我军阵亡七人、伤二十三人。”
“边墙受损三处，墩台被焚两座，边民被掳五人，牲畜损失约百余头。”
“北疆各军已加强巡防，边墙正在抢修，被掳边民正在追索。鞑靼主力未现，暂时未见大举南侵之象。北疆无恙，请陛下放心。”
奏报的末尾盖着北疆都督府的关防大印，旁边还有宣府军、大同军两位军长的副署，表明这份奏报是经过多方核实的，不是一个人的片面之词。
朱厚照把奏报又看了一遍，然后将它搁在御案上。
他没有立刻说话，只是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窗外那片铅灰色的天空上。殿内地龙烧出的暖意包裹着他，但他的眼神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
那片远处，是北方的边墙，是塞外的草原，是鞑靼小王子达延汗的马队。
达延汗，鞑靼部的首领，蒙古黄金家族的继承人，他前世的老对手。
朱厚照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那些关于达延汗的记忆，在他脑海深处静静地躺了许多年，此刻被这份军情奏报轻轻一碰，便全部浮了上来。
达延汗，他是蒙古黄金家族的正统继承人，在鞑靼部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在他崛起之前，鞑靼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也先死后，蒙古各部群龙无首，互相攻伐，曾经威震天下的蒙古帝国分裂成了无数个小部落，各自为政，谁也压服不了谁。
明朝利用这个时机，在北方边境维持了数十年的相对平静。
虽然小规模的骚扰从未断过，但那种动辄数万铁骑大举南侵、如入无人之境的情况，确实很少出现了。
但达延汗改变了这一切。
弘治年间，达延汗凭借黄金家族的血统和过人的军事才能，开始整合鞑靼各部。
到了弘治中后期，达延汗虽然还没有彻底统一鞑靼各部，但已经具备了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
再加上，大明与鞑靼之间的贡市贸易关系，在弘治十一年前后彻底中断。
在此之前，鞑靼与明朝之间还维持着一种表面上的朝贡关系——鞑靼向明朝进贡马匹和皮毛，明朝回赐丝绸、茶叶、铁器等物资。
这种关系虽然不平等，但至少让双方在表面上保持着和平。鞑靼得到了他们急需的物资，明朝换来了边境的安宁，双方各取所需，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
但弘治十一年之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
具体原因很复杂，有鞑靼方面的贪得无厌，也有明朝朝堂上的争论不休，但结果就是贡市停了，贸易断了，鞑靼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就开始用刀来拿。
从弘治十一年到弘治十八年，达延汗几乎每年都会犯边。
虽然规模不算太大，但每一次都给边境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那些被掳走的边民、被烧毁的村庄、被抢走的牲畜，一笔一笔地积累在朝廷的案卷上，却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而真正让朱厚照难以释怀的，是弘治十八年五月。
那时候，他父皇弘治皇帝刚刚驾崩。大明皇帝新旧交替之际，朝局不稳，朝堂上下都在忙着处理丧事和权力交接，边疆事务被暂时搁置在了一旁。
达延汗看准了这个机会，趁机大举南侵。
那一战，鞑靼骑兵在万全的虞台岭、鹿角山一带与明军交战，宣府游击张雄、大同游击穆荣等人率军迎战，结果两千余人阵亡。
两千多条人命，在一个月之内化为乌有。
朱厚照当时刚刚登基，满心都是为父皇治丧和处理朝堂上的烂摊子，等他知道边疆战事的时候，仗已经打完了，人已经死了，战报已经写好了。
他当时没有多想，或者说，他当时没有精力去想。
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千多人的阵亡，是对他父皇驾崩之后大明虚弱状态的最好注脚——文官们忙着争权夺利，武将们被克扣得士气全无，边疆的防御形同虚设，达延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入无人之境。
而这一切，在前世正德朝的前十几年里，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从正德元年到正德十二年，达延汗几乎年年犯边，规模一年比一年大，造成的破坏也一年比一年严重。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除了鞑靼自身的强大之外，还有大明自己的问题。
文官们把持着朝政，对边疆的军饷和军械供应扣扣搜搜，将领们被七品推官的“贤否册”拿捏得死死的，没有人敢主动出击，所有人都在“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