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馆
开放分类：外交、出国、签证、国家
目录-
简介-
第一节外交缘起-
第二节现代外交-
第三节何谓外交-
第四节大使馆是干什么的-
中国大使馆、中国领事馆-
外国驻华机构列表-
图片介绍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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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是一国在建交国首都派驻的常设外交代表机关。
大使馆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全面负责两国关系，馆长是大使，由国家元首任命并作为国家元首的代表履行职责。大使馆的首要职责是代表派遣国，促进两国的政治关系，其次是促进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关系，使馆同时具有领事职能。促进两国关系和人民间的往来是领事馆的重要职责，但其最主要的职责是领事工作，比如：维护本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向本国公民颁发或延期护照、向外国公民颁发签证。
大使馆的职责范围遍及驻在国各个地区，领事馆只负责所辖地区。大使馆通常受政府和外交部门的直接领导，而领事馆通常接受外交部门和所在国大使馆的双重领导。
许多国家在多数国家只设大使馆，不设领事馆。设不设领事馆、设哪个级别的领事馆，主要看侨民和领事业务的多少以及所在地区的重要性，并依照对等原则进行。如中国在美国设有大使馆和5个总领事馆，负责各自辖区内的领事业务。在个别小国，外国只设领事馆和派驻领事官员。目前，中国在166个建交国设有157个大使馆、60多个（总）领事馆。
第一节外交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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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有人问：“大使馆和领事馆是干什么的呢？”
一定会有不少人脱口而出地答道：“搞外交的呗！”
那么，外交又是什么呢？人类又是从何时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行当的呢？这就要从外交的起源讲起了。
探其渊源，外交，从广义上说，可以说和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久远。
印度学者B·森在他所著的《外交人员国际法与实践指南》一书中这样讲述了外交的起源：
人们常说，外交制度同历史本身一样悠久。如果把古代最古老国家之间相互交换的非永久性使团考虑在内的话，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希腊人据历史记载，在很早的时候，希腊城市国家之间就已相互派驻特别使团。希腊历史学家苏基迪季斯曾谈到希腊人之间的外交关系，据说，即使在那时，城市国家已在各自领土上接受大使，并以礼仪相待。到公元前5世纪时，城市国家之间交换特别使团已十分频繁，出现了某种近似现代正规外交往来的制度。
罗马人古罗马人也同一些邻邦保持着条约关系，他们的外交使节积极参与了建立这种关系。古罗马人尊重外国使节，一般避免干预专门派往罗马的外国大使的个人和财产事务。
犹太人在犹太人中间，希伯莱国王有选择地同某些友好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他们拒绝同大多数国家建立任何关系，认为这些国家不是未开化就是他们的敌人。不过犹太人注意遵守条约关系，并且尊重与之保持关系的友好国家的大使。
亚洲国家同一时期的亚洲诸国也同邻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并经常派出和接受外交使节。古代印度存在着大量关于外交事务的规则。如考底利耶的《利论》，卡门达卡的《政论》以及《鱼往世书》就含有这类规则。这说明古印度问外国之间的外交往来是非常频繁的。据历史记载，在亚历山大帝国解体之后出现的一些新国家曾与印度孔雀帝国保持关系。在一些派往华氏国宫廷的希腊大使中有些人如吗加斯塞耐斯是享有很高声望的人士。印度国王也向希腊宫廷派遣特使。在阿育王统治时期，印度同其他国家互派使节日趋频繁。据说，阿育王曾向遥远的国家派遣大使，如叙利亚、埃及、马其顿、伊庇鲁斯和昔兰尼。公元7世纪统治西北印度的戒日王同中国保持着外交关系。苏门答腊和爪哇的国王以及锡兰的国王美伽伐尔那（公元352年—9年）也不时向印度派遣使者以促进佛教徒们的朝拜活动。
西亚伊斯兰国家在西亚，从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开始，就为宗教和政治目的向国外派遣使者。根据穆斯林历史记载，穆罕默德曾向拜占庭、埃及、波斯和埃塞俄比亚派遣过使节。最初，派出的使节并不从事发展国际关系的事务，他们的作用仅限于某些专门的使命，如谈判和签署和平条约或在圣战结束时交换俘虏，或在宣战之前履行一些手续。但后来，在阿巴希德·卡利佛时期，伊斯兰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开始实行发展友好和平关系的政策，这时，外交自然就日益显得重要，特别在国际贸易方面更是如此。穆斯林国家向一些君主国派出使节从事各种政治、商业、文化、社会和其他事务。法蒂米德和玛姆奴库国王与中亚、东亚以及欧洲国家相互派遣外交使团，并通过其使节谈判订立友好通商条约。
法国学者皮埃尔—尔·埃泽芒也讲述了外交的起源。他说：“自有国际关系起便有外交，可以说，一个民族愿同邻近民族接触之日即为外交诞生之时。”
他提到：“通过使者、骑兵官、信使或其他使者建立关系的做法在古希腊许多自治城邦不胫而走。公元前500年—400年形成某种组织形式，例如‘外国人驿馆’这样一种负责欢迎和接待外国使者的官方旅馆。”
在中国，外交也是一项很古老的事业。1942年周子亚编著、正中书局出版的《外交监督与外交机构》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外交之萌芽，见于吾国史籍者，枚不胜举。《国语》中载：‘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墨子曰：‘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晏子《春秋》中有，‘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他若《史记》中‘割其主之地以来外交’，‘重币轻使，秦楚之间将为国交也’”。
该书中又说：“至若亚洲之中华，唐虞已创大同之局，春秋敦邦交之礼，战国讲纵横之策，合南北闩纵，联东西曰横，苏秦联六国以抗秦为纵，张仪说六国以事秦为横，三国成鼎足之势，凡如此者，或以诸侯奉天子，等于1871年以前欧洲诸国之敬教皇；或以与国成立均势，类乎1648年欧洲诸国之讲外交，其间之外交机关固有可寻绎者，厥后群雄割据，分为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东西魏、五代十国，宋与辽、金。虽其间乍得乍失，或存或亡，国柞之久暂，版图之大小，情势不一，而要皆有外交关系之可言。”
的确，中国人可以举出很多古老的例子来说明，在古老的中国，外交事业已有很充分的开展。
《左传》有一篇“展喜犒师”，讲的是公元前634年，齐国要去讨伐鲁国，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就派了一位特使名叫展喜的，到齐国去慰问齐军，名义上是去犒军，实际上是去谈判，要说服齐国不要来打仗。这位特使能言善辩，说出了一通大道理，果然把齐国的国君说服了，仗因此就没有打起来。
另一篇“吕相绝秦”，讲的是发生在公元前578年的事情。开头就讲道，“晋侯使吕相绝秦”。就是说，晋国的国侯派一个名叫吕相的官员出使秦国，要去向秦国表示要终止盟约。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例见之于《战国策》，其中讲到“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明确地说明是齐国的国君派了使节去问候赵国的王后，因为这位王后是赵惠文王的王后，后来称孝威后，所以这里称她叫威后。这是中国古时候很有名的一则故事，我们不妨多引用几句：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
孝威太后接到了使者送上的“书”——这当然不是国书，而是齐王写来问候致意的书信——没有打开，便先问了三句话，“年成怎么样？老百姓怎么样？国王怎么样？”
这三句话一问，齐国的使者不高兴了。使者不悦曰：“我奉王命前来问候您，您怎么不先问候国王，却先问年成和老百姓呢？您怎么先问低贱者然后才问高贵者呢？”
孝威太后说了一声“不然”，然后给这位使者上了一堂课，讲了一番道理，阐述了民本思想。
这是一篇很有文采和思想的文章，即使到今天也依然足以令人深思和猛省。
《战国策》里当然还有更有名的如关于苏秦、张仪的事迹。前面已经提到，这两个人在战国时代提出的“合纵连横”，至今人们还不时把它当作外交策略的一个例子。苏秦首先用他的一套理论说动了赵国的国王，然后赵王便派他当使者，遍往各国，《战国策》上说的是。“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庭说诸侯之王。”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穿梭”外交了吧？
还有一则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极广、多年来被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气节教育题材的事例，那就是苏武牧羊。苏武其实是个奉命出使异国的使者，他一去别国19年，古书上讲他“丁年奉使，皓首而归”；人们广为传唱的歌中唱道：“苏武流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
中国后来还向远方的异国派出过使节，如张骞出使西域和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事实。
而外交一词的起源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中文中“外交”一词的来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著作中就已经有这一词汇了，如上面提到的《国语》、《墨子》等。
英语中的“外交”DIPLOMACY一词则是来自于希腊语中的DIPLOMA，而DIPLOMA的原意本是指折叠的文书，那时宫廷对于一些重要证书性质的文书均采取折叠的办法以示郑重，发给驻外使臣的证明信或特许证也都采取这种折叠的方式。到17世纪，有的文献中对于一些外交公文和条约之类，已开始使用DIPLOMA这个词。到18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在书中使用了DIPLOMATIQUE一词，专指有关外交方面的文书和条约。到1796年，英国学者伯克正式使用了DIPLOMACY这个词，用以专指外交。这就是英文“外交”一词的来历。
不过，以上提到的古时候的外交活动和在世界各地各国派出的使节，虽然从事的也可以算作是外交，但是他们一般还都是特使，是专门为某一特别使命而被派往其他国家的使节，和今日各国派出的常驻外交官毕竟还是不大一样。法国学者皮埃尔—米歇尔·埃泽芒说：“至于保持常驻使团的想法则出自意大利诸共和国。当然，首创者是威尼斯人。但是第一个常驻公使团肯定应当从1455年米兰公爵弗朗塞斯科·斯福扎在热那亚建立使团算起。设馆的做法很快流行开。1460年萨伏依公爵向罗马派遣主教代理弗尔塞利为常驻代表。由于去不列颠诸岛路程‘十分遥远又十分艰险’，威尼斯于1496年任命两名侨居伦敦的商人为副大使。于是伦敦、巴黎及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引者注）的王室都接受了意大利、法国派出的大使，其他国家相应效仿。1519年托马斯·博林爵士和韦斯特博士成为向法国国王委派的最初两名大使。至于现代外交体制基础的确立则应归功于弗朗索瓦一世，他向国外派遣越来越多的代表，同德意志诸国、匈牙利、波兰、瑞典以及土耳其苏丹宫廷建立了联系。”
而另一名外交史学家则是这样叙述的：“自从各国在外国首都保持常驻使节成为惯例后，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常驻使节始于15世纪。后来随着强大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取代封建君主，惯例成为非此不可的了。在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之后，和平往来得到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增多，从而常驻使节的惯例在欧洲得到普及，红衣主教黎塞留在其《政治遗训》中非常出色地从理论上论及了‘常驻谈判团’，这就是现代外交的起端。”
从广义上说，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和印度古时候的外交，以及15、16世纪欧洲各个宫廷之间的外交是相差不大的，它们并不能算作我们今天所讲的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因为那时的外交和现代的外交还是有较大区别的。从狭义上说，真正的外交，世界范围的外交，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应当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取得独立，成立了新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登上世界舞台之时，才真正完全出现的。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是在各诸侯国的君王之间展开的，当时还存在着一个名义上的统一华夏的帝王。和印度的一些王朝以及西亚的一些国家，还有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相似，诸侯国还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因此它们之间的交往和现代的外交还有着质的区别。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代，一直到本世纪初，欧洲和美洲各国之间的外交，也主要还是各国君主之间避免战争、瓜分利益的一种折冲凋停的手段。当时有些欧洲国家还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其疆界还时有变化，其政府尚忽起忽倾，它们时而联盟，时而相仇，时而征服，时而独立，几乎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晚了两千多年的翻版。所以那时的外交着重的是刺探宫廷内幕和以言词说动君工。直到上世纪末，一些外交学家还把外交仅仅称作是“谈判的科学或艺术”，“是避免国际关系被武力单独控制的最好手段”，这实际上就是16世纪—19世纪欧洲外交的一种总结，是那个时代的外交所导致的必然结论，反过来也证明了那个时代的外交的水平。甚至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欧洲外交方面的论著或历史记载中，看到过有关于欧洲古代的类似中国《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一类著作中那样大量的关于外交活动的丰富、生动、深刻的记载。
第二节现代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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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世纪初起，由于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已定型（疆界基本固定，现在存在的国家也都已出现），一些国家的君主制已被抛弃，美国逐步卷入欧洲事务，外交开始发生变化。但当时所谓的外交活动还集中在欧洲，那里是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互相争夺——争夺彼此的土地和彼此的殖民地——而交往。那是一种外交。而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国家之间的交往则又是一种情况。
英国作家亚当·沃森讲过一段遮遮掩掩的话，他在书中讲道：“只是到了本世纪，国家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地具有了全球性意义，包括不同文化和信仰。这种扩展对外交准则和实践有什么影响呢？孕育了我们全球体系的欧洲外交的发展在于其体系成员间的对话，它们曾经具有几乎相同的文化和历史……”然而他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津津乐道全球性的国际社会，但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并没有普遍承认由相同的欧洲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共同的行为准则。”这位学者的上述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太晦涩了，为什么“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并没有普遍承认由相同的欧洲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共同的行为准则”呢？道理十分简单，因为当时的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还处在殖民地时代，它们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还不是正常的、平等的，它们如何能“普遍承认由相同的欧洲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共同的行为准则”呢？所以它们和宗主国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交往自然不能称之为外交；拉丁美洲一部分国家虽然已取得独立，但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依然受到美国等西方列强的严密控制，它们与欧美强国之间的外交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取得了独立，争得了自己的主权，一大批国际社会的新成员走上了世界舞台，至少在法理上，他们已取得了和昔日的强国平等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由地位相等的主权成员组成的国际大家庭。只是在这种情势下，世界的外交才具有了今天的意义。
因此我们说，真正的外交，世界范围的外交，现代意义上的外交，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中国的外交，就其活动方式和活动的实质内容而言，可以溯及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但正如前面提到的，当时各诸侯国毕竟形式上还是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之内，而后来也又复归于大一统。因此严格地讲，和今天我们所讲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还不是同样的事。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和周围少数民族互有征伐，逐渐融合，而和周围一些国家建立的也都是藩属关系，虽然也时有贡使来往，也曾派出使节远赴异乡，但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国并没有真正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国建立交往，因此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多少接近现代意义的西方使节的首次来华是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厄对清朝乾隆皇帝的拜谒。马氏来华实际上是作为殖民主义的先锋光来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探一下虚实，好为今后的殖民侵略作一个铺垫。当时中国政府也把马嘎尔尼看作是愿意臣附中国的英国派来朝贡的。因此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英国，这自然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
中国派往外国的第一位使节，是湖南人郭嵩焘。他是清廷的二品大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于1876年12月前往英国，到达那里以后留驻伦敦，成为中国政府派驻外国的首任公使。郭嵩焘在前往英国的途中看到沿途不少地方有中国人在经商谋生，遂于1877年向中央政府打报告，建议在那些华人较多的地方设立中国领事，以保护和管理在当地经商的华人。清政府批准了郭的建议，在新加坡任命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领事——当地侨商胡璇泽。
西方各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纷纷强行要求向中国派驻使节，懦弱的清朝政府并没有和各国开展平等外交的开放意识，但迫于列强的压力，只好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同意接受各国派驻使节，并把北京东交民巷辟为各国使馆开设之地。最早到中国的外国使节是英国的公使卜鲁斯，他是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抵达北京的。此后法、俄、德、比、意、奥等国也陆续向中国派出了公使。
清朝直至民国，中国虽然以主权国家的地位向其他国家派驻了使节，但由于国力羸弱，无所可恃，因此一直处于屈辱地位。中国的使节们无法在国际场合为维护国家的权益一逞锋芒，而每每受到强国欺侮。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被算作是第三类国家，代表人数被限定为两人。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悲叹道：“我国全团到时，接待应酬之淡薄，列强领袖在会见访问接洽之艰难，各界人物对华议论视察之轻慢，种种情况，江河日下。”会议还拒绝讨沦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将德奥在中国山东诸特权归还中国的要求，反而把山东问题强加给中国；在会中，中国代表想得到一份有关山东问题方案文本和形成方案的会议纪录的正当要求都遭到了拒绝。
此后30年中，中国也一直处在被压迫被欺侮的地位。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横行霸道，外交上则对中国百般凌辱，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时，美苏英三国还背着中国，在雅尔塔搞了个秘密协定，以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内容为代价，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摆脱了屈辱与软弱的地位，真正与世界各国开展了平等的外交，开创了中国外交事业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