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一整天，到傍晚也没停。
城西这一片叫燕子巷，名字好听，实际上就是条窄弄堂。两边是老墙，墙皮一块一块鼓起来，像起了水泡，用手指一碰就碎，碎成粉末往下掉，露出底下灰黑色的青砖。砖缝里长着草，叫不出名字的那种，叶子被雨水打得贴在墙上，绿得发黑。墙根的青苔厚实，一脚踩上去滑得很，得扶着墙走。
我和顾言从巷口走进去，脚步声在两边墙壁之间来回弹，像是两个人走成了四个。雨水从屋檐滴下来，有的地方密集，有的地方稀疏，打在伞上声音不一样。顾言的伞是黑色的，大号，他个子高，举着伞走路的时候伞骨老是碰到墙上伸出来的铁架子，叮叮当当响。
走到巷子中段，那栋楼出现了。六层，预制板结构，八十年代建的。阳台都封了，装的铁栏杆，锈得厉害，有的栏杆断了几根，用铁丝绑着。一楼有几个窗户装了防盗网，网上挂着塑料袋、破布条，被雨打湿了耷拉着。外墙的涂料是奶白色的，三十年前可能是，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灰纱布。墙上被人用喷漆写了字，有的写“拆”，有的写“办证”，还有的字迹模糊了，看不清写了什么。
楼道口没有门，敞开着的。地面是水磨石的，磨得发亮，因为常年潮湿，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我们走进去，声控灯亮了，很暗，昏黄色的，照在墙壁上像旧照片。墙上有贴过告示的痕迹，胶水印子还在，告示早没了。还有小孩用粉笔画的画，一个圆圈，几条线，画的是太阳，歪歪扭扭的。楼梯扶手是铁的，漆成了绿色，扶手顶上的球形头很多都被人拧走了，剩下光秃秃的铁管。
我们上楼。一楼到二楼，灯亮了一下，灭了。再走一步，又亮。一明一暗的，像有人在天花板上装了个打火机，一下一下打着火。楼梯上扔着烟头、用过的纸巾、一个破了的花盆。墙角的蜘蛛网很大，网上沾着灰，像一块旧棉絮。
四楼。楼梯口对着401的门。
门是铁的，刷了红漆。但不是正红，是那种暗红，像干了的血。漆面起了皮，一块一块翘着，露出来的铁皮生了锈，褐色的，摸上去粗糙。门框上贴过春联，只剩下一截红纸，上面写的什么已经看不出来。门把手是铝的，磨得发亮，上面有指纹印，很多层，旧的叠着新的，密密麻麻。
顾言敲了三下。
没人应。
又敲了三下，这次用力些。铁门发出沉闷的声音，像敲一个空的铁桶。楼道里起了回声，嗡嗡的，几秒钟才散。
顾言看了我一眼，我没说话。他又敲了一次，这次更重。
还是没人应。
楼道里安静下来，只有雨打在窗户上的声音。四楼的窗户对着巷子，玻璃上蒙着一层灰，雨在上面流出一道道水痕，像哭泣的脸。
“踹开？”顾言说。
他把伞靠在墙边，活动了一下肩膀。他穿黑色的皮靴，踩在地上有分量。
“等等。”我说。
我把手贴在门上。铁皮的凉意传过来，带着细微的震动。门后面很安静，但我能感觉到活人的气息。我把眼睛闭上，打开历代店主网络。
画面浮现出来。
门后面是一条走廊，不长，铺着旧地砖，有几块碎了。走廊尽头是客厅，客厅里拉着窗帘，灰色的布窗帘，很厚，透不进光。客厅中央放着一把折叠椅，铁的，上面坐着一个男人。
四十多岁，消瘦，穿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他的脸很白，不是健康的那种白，是常年不见阳光的那种，白得像纸，底下的青色血管隐约可见。他的眼圈发黑，很深的那种，像是用炭笔画上去的。他的头发没怎么打理，有些长，搭在额前。他的手指很长，很瘦，骨节分明，指间沾着发光的液体，在黑暗中亮着幽幽的蓝白色光。
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一排试管和烧杯。一个注射器放在最边上，针头朝下，插在一个橡胶塞上。桌子的正中间放着一个玻璃瓶，透明的，没有标签。瓶子里装的发光液体在缓慢旋转，像星系，像漩涡，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挣扎。
他的一只手拿着那个瓶子，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滴管，正把瓶里的液体往试管里滴。
愤怒碎片。
就是他。
我睁开眼。
“他在。”我说，“在里面。”
“那开门。”顾言说。
我用力推了一下门。门轴发出嘎吱一声，往里开了。没锁。
屋子里没开灯。窗帘全拉上了，唯一的光线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一条一条的，打在空气里飘着的灰尘上，像一道道微弱的极光。霉味涌出来，一股沉甸甸的、潮湿的、带着腐烂气息的霉味。下面还压着烟味，焦油和尼古丁的味道，混在一起，浓得发苦。还有酒精味，不是喝的那种，是工业酒精，刺鼻，冲眼睛。
地上堆满了东西。空酒瓶，白的啤的都有，歪歪倒倒挤在一起。烟头，到处是烟头，铺了一层，有的踩扁了，有的还保持着圆柱形。方便面桶摞成一摞，有三四十公分高，最上面的那个还剩着半碗汤，泡发了的面条黏在碗壁上，长了白毛。还有外卖盒子，装炒饭的那种，油渍浸透了纸盒，洇出来，在盒底结成一层硬壳。
客厅不大，十多平米，但东西太多，显得拥挤。靠墙有一张桌子，老式的那种，红漆的，漆面已经花了，烫痕、刀痕、水渍，什么都有。桌上摆着的东西很整齐，和地上的混乱形成对比。试管架，六支试管，里面装着不同颜色的液体。烧杯，三个，大小不一样。电子秤，精确到零点一克的那种。还有一个铁架台，上面夹着一个冷凝管。这些仪器都很干净，擦得发亮，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折叠椅上坐着那个男人。
他看见我们进来，没有动。他甚至没有抬头，只是眼睛向上翻了一下，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又低下去了。他的手指还在操作滴管，一滴一滴地，很稳，手不抖。
“你们是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