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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之神鹰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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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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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象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杂牌”部队因久无补充,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温语有加,亲下手令,嘱兵站补充;然后视部队的系统,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或者打个折扣。若无电话预先交代,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于是,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所谓杂牌部队,其中是分等级的。例如我们广西部队,虽然自北伐以来,我们实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正统,但是在蒋先生的心目中,我们也是“杂牌”。不过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国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嗣兼军训部部长,在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队,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蒋先生的同乡,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最惨的,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以及川、滇、黔、陕、甘等省的军队。

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粮饷既缺,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对部队的一言一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目无余子。

须知我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我国既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狡猾一点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从室。侍从室路线打通了,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扣压下来,留中不报。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南京失守后,敌人次一目标必然是津浦线。但是此时津浦线简直无兵可调,优势敌人本可一举打通津浦线。若非敌军太骄妄粗心,和我五战区将士沉着应战,则战事早已不堪设想。所幸我们能运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在津浦路上和敌人纠缠了半年,使它无法西窥武汉,抗战局势才转危为安。

二十七年武汉保卫战时,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当我从徐州退到豫南、鄂东时,敌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便主张以一部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怀宁一线,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夹击侵入鄂东的敌人。我的建议未被蒋先生接受,他主张陈重兵于鄂东,于豫南一带作纵深配备,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这“挨打战略”实是一项错误。因为鄂东地形复杂,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陈重兵于此,实无用武之地。而自六安以西直达信阳,一坦平原,无险可守,此路有失,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各个击破我重叠配备防线,侵占信阳。至此,鄂东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卒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所亲自参预,虽然一再进言而不为蒋先生所采纳的三项战略错误。至于其他的错误,这里也就不必多赘了。

到抗战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抽调四、五十个师集中滇、缅边境,声言打通滇缅路,夺取仰光海口,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这也是一项极大的错误。当时我曾建议,舍近求远,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不利,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不如集重兵于南宁、贵县一带(广西当时已无敌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我的理由很简单,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缅甸,正如一条长蛇,蜿蜒在亚洲大陆边缘。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吾人如在缅甸与敌人火拼,敌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愈缩则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强,而我方困难也愈多。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线北上的美国海、空军相呼应。日本在支那半岛以及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则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我提出此一战略主张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日本投降时,我国如有个出海口,则四、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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