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鹰”在山东，尤其是在鲁西南和濮阳地区站稳脚跟后，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政权建设。虽然“神鹰”允许各县按照安徽的模式通过选举成立抗日民主政权，但是这个政权的力量很弱，因为“神鹰”经济发展委员会几乎囊括了地方上所有的事务。
首先是农业发展委员会的开展的土地登记丈量和减租减息，这个减租减息不同于八路军的做法，它是以法律的形式摆在那儿，并且有强制措施的。对于那些曾经效力于伪政权的地主，陈际帆下令按叛国罪依法没收其全部财产并视情节轻重作出相应处罚。对于在役的伪军家属和财产，设定一定期限限令反正，否则按叛国罪通缉并没收其财产。
这一招太狠了！实际上效力于伪政权的正是那些舍不得自己一亩三分地的财主们，而“叛国罪”这个罪名还是头一次听说，那些没事到伪军中混饭吃的兵油子们收到极大震撼，没想到这回真混不下去了。一时间因“叛国罪”被抄没家产的财主地主不计其数，在齐鲁大地引起轩然大波。不过，陈际帆对那些曾经支持过抗战的开明地主给予了很大优惠，除了保护其财产，而且允许在法律的框架下参与地方项目的经营，这一正一反立刻给其他尚在日伪占领区的地主老财敲响了警钟。不过，这样一来就会使汉奸们更加死心塌地最高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增加条款，对于及时悔改的主动自首的从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免于处罚等等。
仅此一项，农业发展委员会手里就增加了不少土地，但是陈际帆不同意立即分土地，而是建议农业发展委员会以承包租种的形势回到农民手中，同时打击土地兼并，规定土地交易极高的税额。发展委员会又安徽农业发展银行紧急组织资金购买生产工具、种子等租借给那些农民，并且组织专家到农村指导生产。
仅此一项措施，就让“神鹰”占领区成为山东的焦点，敌占区的成千上万的失地流民拖家带口赶到占领区，由于“神鹰”有白湖农场的经验，所以安置这些流民问题不大。
其实“神鹰”所占领的这些地方正是山东土地最肥沃的地方，都是大平原而且灌溉设施良好，所以夏季播种得以顺利进行。活跃在微山湖区和津浦铁路上的铁道游击队这些成规模的游击队已经奉命转移，可数量众多的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基层政权组织和民兵组织面临着自动解散的危险。
为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通过调研紧急商讨对策，可是面对这种局面大家一筹莫展。因为陈际帆将军和“神鹰”与党有着密切联系，而且“神鹰”在山东不仅战胜了日寇光复了国土，还施行了种种有利于民的措施，山东分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它们归为顽固派一边。可是“神鹰”的政策大大影响了党在鲁苏皖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他们既没有要求撤销根据地又没有强行解散游击队，更不用说舆论诋毁、武力进攻等这样的敌对措施。
中共山东省委早就开会研究过这个问题，可后来他们发现这根本不是他们的责权范围内能够处理的，而且偏左偏右都不行。偏左的话，不但会让党被扣上一顶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而且还会丧失人心，但如果就此妥协，也是妥协不起的。“神鹰”庞大的军队不是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他们是准备随时向日军发起强大攻势的。如果现在妥协，那么就意味着“神鹰”打到哪儿，党就会丧失这个地方的领导权，这更是严重违背中央的决策。
山东分局的资深共产党员们坐在一起商讨很久，除了个别人发出一些不痛不痒的牢骚外没有任何应对措施。最后分局书记罗荣桓将军决定先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得到指示后分局领导亲自去找陈际帆协商。
平心而论，陈际帆和他的战友们对共产党仍然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个时期他们见到过不少来自基层的共产党员，他们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而且信仰坚定，总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与前世那些大腹便便，动则豪华轿车出入的官员形成鲜明对比。可是他们也有自己更加坚定的目标，他们熟知历史走向，知道国民党这样走下去肯定有一天会输给共产党，但是陈际帆真的很想利用二战的有利形势，在自己手里为国家谋求最大利益，而这些，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做不到，他们一方面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另一方面党内有众多和苏联有着深厚渊源的领导人，他们也不可能同意自己任何与苏联交恶的举动，自然更谈不上合作。种友好是真诚的；二、他们刻意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而且一直在公开场合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三、“神鹰”是一支有着自己独立政治理想的军事政治集团，在他后面同样也有一定数量的中间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知识分子）和为数不少的工农大众的支持；四、“神鹰”在敌后两党的摩擦中始终偏向中国共产党；五、“神鹰”实施的一切巩固根据的措施确实挤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