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多美元看似很多，用来挥霍享乐，足够花十辈子了，但用在治国强军上，那就根本不够看了。张学良太急于把东北在越短越好的时间内建设得越富强越好，他并不是急功近利，而是他有着极强的危机感，他是在1928年6月成为张学良的，他又知道，在1931年9月，日本人就要对东北动手了，前后不过三年零三个月，时间实在太紧张、太急迫，并且他已经用掉了一年半的时间，只剩下两年半多。
张学良其实心知肚明，他规划的那些建设发展东北的大纲、计划、草案什么的都有股“揠苗助长”的味道，很多东西都非常超前，甚至不大具有可行性，这是没办法的，毕竟他不是从小到大就是张学良，他是突然间成为张学良的，没有长期的成长和适应，所以难以把握住其中的分寸和尺度，不可避免地有点“步子迈得太大，扯到了蛋”。
想要“化不可能为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砸钱。在后世，人类想去登陆火星并在火星建立永久性居民点，这是不是不可能？但只要有足够多的钱，这个不可能的事也会变成可能。张学良在眼下是一样的道理，他只要能拿出足够多的钱，那么，他的那些“不切实际的规划”都能化为现实。
一亿多美元，在张学良看来，实在太少了，他还要更多的、越多越好的钱。
后世网上有句调侃的话，“赚大钱的方法都在《刑法》里”。普通人用《刑法》里的方法赚大钱肯定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张学良不会，他就算犯法，谁能用法律制裁他？所以，为了能在越短越好的时间里弄到越多越好的钱，他无所不用其极。
张学良在重组张作霖留下的那些政府机构并新建很多新部门时，有一个部门的成立没有对外公开，就是辽系的情报机构。张学良非常清楚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扩大了原先由李渤海负责的“情报机要处”并进行了正规化建设。出于种种方面的原因，张学良不方便光明正大地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为了掩人耳目，“情报机要处”改头换面，在明面上改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下辖机构，重组为直接听命于张学良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农业调查统计局”，简称“农统局”或“农统”，由李渤海、刘忠干担任该局的正副局长。
在农统局成立一个月后某个晚上，张学良在他的办公室里单独接见了农统局的一名特工头目，叫舒国生。张学良让李渤海“在农统局挑选一个忠诚可靠、精明强干、胆大心细的人”，李渤海推荐了这个舒国生。舒国生在挖坟任务中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很符合张学良的要求。
“我有一项非常重要、极度机密的任务交给你。”张学良看着舒国生。
舒国生肃然地道:“请少帅吩咐，卑职一定完成！”
张学良取过一张东南亚的地图:“我会给你一千万大洋作为启动资金。”他拿起一支红笔在地图上的泰国、缅甸、老挝三国交界的地方划出一个大大的三角形，“人手、装备随你挑，你负责带着他们去这个地方，秘密地、大规模地种鸦片。”
舒国生仔细地看着地图上的那个被张学良取名“金三角”的地方，眼神慢慢地闪闪发亮。
在后世，众所周知鸦片是毒品，而人一旦沾上毒品，一辈子就完了，永远也洗不干净了，无论是制毒还是贩毒，都是罪大恶极的非法勾当。但是，在此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此时的鸦片类似后世的大麻，它不完全是黑色的，处于灰色地带，游离于合法和违法的缝隙间，属于“风险稍高的违禁品”。（鸦片和大麻都是毒品，这是毫无疑问的！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眼下的中国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鸦片大国，在张学良对东北实行全面禁毒扫毒前，东北、四川、云南、河南这四地的鸦片产量位居全国“前四强”。老百姓偷偷摸摸地种，地方军阀明目张胆地公开种，每个地方军阀都把鸦片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也种，又对那些地方军阀鞭长莫及，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对策。“烟土买卖”是中国此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都在大规模地种鸦片，河南在眼下虽然已经没有地方军阀了，但老百姓种植非常多，至于东北，鸦片原是奉系军阀的重要资金来源，历史上，日本人占领东北后，一方面装模作样地公开禁毒扫毒，一方面在暗地里把这个勾当“发扬光大”，日本关东军让一个叫里见甫的“实业家”负责专门在东北境内秘密种植鸦片继而倒卖到中国南方，既可以敛财、搜刮中国财富，也可以糜烂中国南方，里见甫被称为“鸦片皇帝”，他的鸦片基地光是在1941年就向中国人卖出了220多吨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