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政治立场是个“反日派分子”，也是个“亲德派分子”，但他绝不是什么“德粉”，他的亲德只是为他的祖国谋取最大化的利益。
张学良的思想跟芬兰民族英雄、“最伟大的芬兰人”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是完全一样的。曼纳海姆是谁呢？他是芬兰以后的军事领袖，在苏联和芬兰爆发的“冬季战争”中，他指挥3万芬兰军成功击退60万苏军。本来，芬兰是个立场严格的中立国，但因为苏联的进逼，迫使曼纳海姆等芬兰高层依靠德国以抗衡苏联，然而，曼纳海姆虽然亲德，他却始终以芬兰的国家利益为唯一核心，坚定地不把芬兰绑在德国的战车上，为了抵御苏联，他指挥芬兰军与德军并肩作战，在德国大势已去时，他断然地跟德国划清界限，把芬兰境内的德军驱逐出境。曼纳海姆先前的亲德是为了祖国芬兰，他后来的“忘恩负义”也是为了祖国芬兰，他对祖国的忠诚以及他的非凡能力、卓越功绩，不但让希特勒对他非常尊敬，就连他的对手斯大林也对他十分敬重。
张学良要当的，就是“中国的曼纳海姆”，他要做的，就是曼纳海姆的事。张学良绝对不是什么“德粉”，他的亲德只是为了他的祖国中华，如果德国损害中国的利益，他会毫不含糊地跟德国化友为敌。
当然了，因为拥有“超越历史的思想”，张学良的格局和抱负自然要比曼纳海姆大得多。
张学良在国内忙得四脚朝天时，顾维钧则在五月份时再次抵达欧洲，协助他的是舒国生，舒国生刚刚完成“挖坟”任务，张学良让他出国协助顾维钧，一方面是为了开辟金三角基地，另一方面是为了让他“暂时避避风声”。顾维钧带着几名心腹随从以及舒国生等几十名配合他的农统局特工，外加一肚子的疑问，同时手持张学良拨给他的两千万美元巨款，以商人的身份不显山不露水地来到了德国。一番辗转后，顾维钧等人终于在慕尼黑市尼克希广场对面用旧时王宫改建的德国纳粹党总部里见到了张学良口里称颂不已、但此时只是一个小人物的阿道夫?希特勒。顾维钧难以置信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刚到不惑之年、脸色苍白且其貌不扬的德国男子，心里暗忖道:“这个人真的会像少帅预测的那样，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德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实在不大相信，但他肯定不会违背张学良的命令。此时的德国纳粹党只是一个二流小党，仅拥有二十万党员，在德国国会里也只有35个席位。奋斗了八年，希特勒距离德国政权中心还是相当遥远。经过上次“啤酒馆暴动”的打击后，纳粹党此时有些萎靡不振，希特勒也坐了八个多月的牢。此时的希特勒正试图东山再起，不但写出并出版了《我的奋斗》这本书，还踌躇满志地忙于建立冲锋队和纳粹党党卫队。
希特勒得知有几个从中国来的客人希望见到自己后，感到十分诧异，他的眼里只有德国政局，对外目光也仅限于欧洲和西方社会，从没想到会跟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人拉上关系。但听说这几个中国人是特地来帮助自己的，希特勒为之喜出望外，他立刻接待了顾维钧等人。
在此十分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的希特勒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根据权威资料，希特勒对中国是持有一定同情态度的，也拉拢过中国，但最后放弃了，希特勒并不仇恨中国，一来希特勒的主要目标和对手是苏联、英国、法国、美国，对中国“没感觉”，二来中国和德国相距太遥远，没有利益冲突，希特勒自然没必要对中国产生喜欢或厌憎的情感；至于希特勒对中国人的态度，应该说也只是“没感觉”，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提到中国只有极少的二三次，都是不太好的词语，但他并非专门针对中国的，因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直接评论日本人“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劣等民族”，他对盟友都这么不客气，更何况是对中国呢，对中国的偏贬性评论只是希特勒的一概而论，希特勒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中国和中国人，加上他又是个种族主义者，认为日耳曼人最优秀，对于他不了解的、跟德国没有利益冲突、远在天边的中国人，他当然是不假思索地认为“不是优秀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