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临终前，诏命外戚乐陵侯史高，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三人共同辅佐太子。
史高是宣帝的祖母史良娣的哥哥史恭的长子，按辈分，是宣帝的表叔。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刘奭的老师。
刘奭继位后，便开始大力推崇儒学，以老师萧望之为主导进行改革，萧望之又推荐了精通儒学的刘更生等人，一起推进改革。
刘更生也是汉朝宗室，为人正直，通晓经书，他有一个儿子叫刘歆，也是一名精通古文经学的大家。
刘歆后来改名为刘秀，成为王莽篡位道路上的最重要帮手。
而现在，元帝刘奭一心想要证明自己，只顾全力支持萧望之推行儒学改革，却把外戚史高晾在了一边。
要知道，宣帝托孤三人之中，史高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萧望之次之，任命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只被任命为光禄大夫，作为萧望之的副手。
毫无疑问，辅政三人之中，宣帝是以外戚史高领衔。
但元帝刘奭的政治不成熟，从一开始就留下了祸根。
随着改革的深入，萧望之提出了更换“中书令”。
这一举措可非比寻常，萧望之真正的目的，是要改变武帝时期制定的中书尚书制度。
汉武帝时期，为了削弱相权、巩固皇权，设立了内朝官，任用少府的尚书处理天下章奏，参与国家政治中枢决策，尚书令于是就成了总揽一切政令的首脑。
到了武帝中后期，武帝改由中书令负责尚书事务，而中书令全部由宦官担任，辅助武帝管理、传达、甚至是决策一切朝政事务，宦官的权利由此做大。
有意思的是，当时太史公司马迁因获罪遭受宫刑之后，担任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中书令。
武帝死后，霍光辅政，以录尚书事的名义控制着尚书﹐总揽朝政，自然没有宦官什么事。
到了汉宣帝时期，宣帝继续使用宦官担任中书令，辅助处理国家政务。
萧望之认为，“中书令”主管朝廷机要部门，是政事之本，应该从贤明士人中选择人才担任，反对任用宦官。
萧望之的这一主张，自然触动了现任中书令，宦官弘恭，以及仆射石显的利益，二人便和被架空的外戚史高联合了起来，共同对付萧望之为首的改革派。
遗憾的是，元帝性情柔弱，又缺乏主见，在双方党争之中，听信了宦官弘恭、石显等人的诬告，最终导致了萧望之为保存名节，被迫自杀。
元帝听到萧望之自杀后，非常震惊，当天中午饭也不吃，为老师大哭了一场，又找来宦官弘恭、石显等人，责骂了一番，之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可怜萧望之就这样白白死去，周堪、刘更生等人也被诬陷关进了监狱。
刘更生更是被贬为庶人，元帝一朝再也未被启用。
清除了萧望之的改革派后，也许是作恶太多，宦官弘恭不久就病死了。
元帝继续重用石显，让石显代替弘恭，担任了中书令。
元帝单纯地认为，石显长期担任要职，又是宦官，无牵无挂，在朝中没有党羽，精明干练，可以完全给予信任。
自己身体不好，时常有恙，干脆就把朝政大权托付给了石显，朝中之事无论大小，都要先通过石显转奏，再由他来裁决。
这无疑让石显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权。
石显趁机专权，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西汉朝政由此变得混乱不堪。
期间也有忠臣谏言，但元帝始终执迷不悟。
当初宣帝在位时，严刑峻法，以法治国，所谓“霸王道杂之”，限制地主豪强的势力扩张。
而到了元帝一朝，却一改前朝宣帝的治国理念，重儒轻法，再加上元帝懦弱无能，听信宦官，逼杀萧望之，打击改革派，最终自废武功。
到了元帝后期，宦官石显专权，皇权旁落。
元帝政治上的幼稚，和执政能力的低下，把宣帝留下的大好局面，付之东流。
此后，地主豪强大兴土地兼并之风，百姓失去了土地，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西汉王朝从汉元帝开始，逐渐开始由盛转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