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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根据地农村进入秋耕播种季，农民对地租的讨论少了很多，讨论最热烈的变成九旅内部。
讨论群体上升到干部时，话题热度似乎减弱了，但讨论的深度、广度都更为扩展，也更为露骨。
说话的人多了，意见随之分化，派别不可避免地成型。
支持增加地租的干部，观点很鲜明，不提高租金，进城农民工就变相地成为收租阶层，坐收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双重好处。
他们获得钱财的速度比农民快，累积一定财富后，要么买农田，要么购地建房。
无论如何只要根据地发展下去，打工人获利都比农民高，最终会演变成地主或者包租公。
不增加地租比例，农民工收入水平将不断与种田农民拉大，他们会成为新的食利阶级。
反对增加地租的声音也很大。
明确代耕占比后，就不是剥削了？
在制度上，反而明确了租佃关系的存在，变相的为地主招魂，土改意义何在？
支持派很快反驳此言，代耕地租不同于旧时代的租佃关系。
代耕主体不是个体农户，而是村集体，受益的是全体村民。
通过集中土地耕作的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
获得的财富，可以进一步投入村集体经济，或者公共事业，达到发展农村经济的目的
这是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有益实践。
实际上，根据地的代耕制，不同于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华夏的合作公社。
苏联的集体农庄优劣如何，大家不知道，但隔壁的公社就不行，大锅饭造成的懒惰、低效生产等缺陷，大家有目共睹。
话题深入到此步，党员们更着重讨论公社制度的本身，与失败的总结。
大讨论后，无论支持派还是反对派，干部心里都知道，提高地租势在必行。
张扬一直没有发言，让大家充分讨论。
虽然有些发言，或幼稚，或极端，或过于理想化，但都是同志们的肺腑之言，每个人都在争论中有所收获。
如此热烈的场面，是缅共过去没有的，而且无法想象。
缅共中央的几次清洗运动，让每个党员都学会缄默，学会慎言慎行。
思想的枷锁，笼罩在每个同志的头顶。
根据地鼎立后，思想的禁锢有所松开，大家逐渐地敢于发言，敢于议论。
无论辩论双方的观点多么的肤浅，张扬都不会制止，因为这有利于启发思想，开启心智。
大辩论中，众多干部发觉预想中的农村合作社，并没有想象中的切合实际，并不符合根据地民情。